“巴黎啊，巴黎，我就像一只发情的猫。” ——玛丽·威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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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威尔士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最后一任妻子，不过1944年她还只是《生活》杂志记者、诺尔·蒙克斯太太、欧文·肖的情人，以及正在接受海明威猛烈追求的猎物——或者是猎手？谁知道呢。

此时海明威的妻子玛莎·盖尔霍恩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赶往他们俩的身边，但她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自己的丈夫猎艳或者被猎艳，而是为了前往即将解放的巴黎。海明威对此极不高兴，不仅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安稳地呆在家里，更重要的是，第一个进入巴黎的记者非得是自己才行。

和他们有同样目标的还有罗伯特·卡帕（海明威夫妇最好的朋友）、李·米勒、海伦·柯科帕特里克、欧文·肖，以及其他所有战地记者。

为什么？因为这是巴黎。

对于海明威来说，战争是人类特有的戏剧表演，而巴黎就是最精彩的剧情所展开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巴黎是世界的中心。

也许每个时代世界都会有个中心 ……[ 展开全部 ] 。往前一百年，波拿巴王朝让巴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往后一百年，纽约成为了“世界之都”，聚集着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繁华。1944年大概是一个时代的节点，在那之前，从海明威到毕加索，从可可·香奈儿到西蒙娜·德·波伏娃，一切都在巴黎，一切都向往着巴黎。而在那之后，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来自法国的自由女神在哈德逊河口照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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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选一个标志物代表巴黎，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大概不会是酒店。就像要选一个标志物代表北京，候选单上会有“茶馆”么？

在一个相对闭合的公众空间里，来来往往的人物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横截面——《旺多姆的丽兹》和《茶馆》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茶馆》的舞台剧表现形式决定了“茶馆”作为事件发生地，空间的限制要更强一些。有学者认为，老舍正是通过这种本民族的戏曲特点和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相结合的手法，创造了《茶馆》独特的叙事特色。

《旺多姆的丽兹》和《茶馆》一样，在结构的组织上采用了“事随人走”的方法，以人物的命运发展为故事线索，展现出一张由各色人等交集而成的关系网——而人际关系，不正是社会的本质么？

提拉·马奇奥是一名时尚评论家，她知道潮水的方向，也知道潮流的动力。时尚的本质是一种具象化的欲望，这种欲望给观者带来的是兴奋与满足。时装史学家瓦莱丽·斯蒂尔说：“风尚，是靠着女性性魅力的展现而产生和推动的；而这一点则需要社会对于性与性别态度的不断改变。”有人说“时尚即性”，但同时很多时候时尚真正推崇的又不仅仅是性，而是美，一种包含着如英雄主义般激情的美。

所以这本可以拿来作为一个时代的时尚注脚的《旺多姆的丽兹》，不可能像《茶馆》一样被局限在一块四方的建筑内，实际上丽兹大酒店作为巴黎的代称在书中最大的作用只是作为故事的“根”将铺展开的枝叶归拢起来。马奇奥真正想说的，从来都不是海明威和波伏娃睡过，或者温莎公爵夫人给德军传过小纸条，而是当这些风云人物聚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了自由和放纵的英雄主义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从前未曾有，以后也不会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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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说：“当我梦想着来世的生活时，所有的情景都展现在巴黎的丽兹大酒店里。”这座位于旺多姆广场的富丽堂皇的大酒店一直是奢侈豪华的象征，体现着现代生活魅力的所有特色，这里是几乎所有上层阶级前往巴黎落脚的第一选择。在战争爆发前，这里就已经成为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活动中心。而当战争爆发后，从柏林下达的命令明确规定这里是德占时期巴黎市内唯一一家同类豪华大酒店——即使对于戈培尔来说，丽兹大酒店和巴黎也是两个无法轻易分开的都市传奇杰作。

丽兹大酒店从设计之初就是时代的象征。建筑界有一句老话：“设计创造文化。”丽兹大酒店的创始人凯撒·丽兹亲自策划了酒店的建筑布局，这位从一名酒店侍者一步步成长为大Boss的农民子弟深知各个阶层的欲望与要求。

19世纪末是现代法国诞生的时刻，以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新一代精英借由一桩政治丑闻——德雷弗斯冤案——正式与遵循传统的贵族公开决裂。从而成为了法国文化的转折点。

在改革的大潮中，凯撒·丽兹使自己的酒店成为了新世界的领地，用前瞻性的设计营造出新奇感，实现了餐饮的现代化，同时保留了宫殿式大酒店，使皇亲国戚也能有宾至如归之感。于是，这里成为了电影明星、名人作家、美国女继承人、有伤风化的年轻女郎、花花公子和王子王孙们的安家之处。当新世纪的钟声敲开新世界的大门，丽兹大酒店也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名流荟萃的世界。书中这样写道：“在这个新世界里，非法的咖啡馆舞者可以改写全球的时尚历史；来自美国的中产阶级女郎可以成为新的公爵夫人，风尘女子也可以成为王妃。在这个新世界里，犹太青年可以改变文学的面貌。但是新世界的诞生业绩将充满可怕的痛苦，人类为它所付出的代价时至今日仍然让我们感到极其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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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些人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说的“上流社会”其实只是一个圈子，社会名流全都是由朋友和熟人组成的一个关系密切的社交圈。在这个圈子里，钱当然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对“贵族”这个词有一种迷之好感。每当有人在谈及子女教育的时候提到“贵族”这个词，我总是忍不住想为他们推荐两本书——《红与黑》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红与黑》说的是没钱没势的底层子弟无论如何都无法挤进上流社会。《了不起的盖茨比》说的是即使有了钱，出身低微的暴发户仍旧无论如何都无法挤进上流社会。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背景设定在纽约，但是这本书出版于1925年，那时菲茨杰拉德正在巴黎。我很愿意相信，在他所居住的酒店里出现了一个几乎是盖茨比翻版的故事纯属巧合。劳拉·梅是美国钢铁大亨詹姆斯·克里甘的遗孀，美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但是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她无法被克里夫兰的精英阶层接受，曼哈顿同样大门紧闭。于是她来到了欧洲，一战和经济大萧条使欧洲给人一种“有钱就能吃得开”的印象，但实际上呢？她用钱铺路的习惯当然会带来热情的微笑，如果德国人没有来，她的财产也没有被美国政府冻结，那么就这样在虚情假意中了此一生，大概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

但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当劳拉·梅·克里甘在丽兹大酒店的台阶下看着满身宝石却被私下里嘲笑的赫尔曼·戈林元帅，继而联想到她之前所做的一切得到的也必然是同样的待遇，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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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最后如愿成为了“解放”丽兹大酒店的人，和他一起回去的还有所有他熟悉的人——除了早已去世的菲茨杰拉德。德国人走了，曾经的“黄金时代”却没能重现。作为现代时尚脉搏的巴黎渐渐被崛起的新大陆抛在身后，丽兹大酒店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1954年，罗伯特·卡帕在印度支那被地雷炸死。1961年，海明威在爱荷华州开枪自尽。留下来的只有可可·香奈儿，她在丽兹大酒店度过了一生。

1987年，易主的丽兹大酒店重新装修后再度营业，又一批新生代追星族蜂拥而至。1997年一个夏末的夜晚，英国王室一位离异女士从后门溜了出去，以逃避狗仔队的追踪。政治家、企业家以及间谍在“海明威酒吧”里、在劳拉·梅·克里甘和赫尔曼·戈林曾经躺过的套房里一边喝着鸡尾酒，一边讨价还价。新的时代到来了。

海明威在遗作《最后的盛宴》中谈到他所经历的那段神奇岁月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在年轻时有幸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以后你在生活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随你同行，因为巴黎是一个移动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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