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

☞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
☞除了各民族之间由于过去的冲突而引发的当前这些政治和经济反响外,当前还存在着语言方面的反响

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而说到日本的气候,其每年降雨可达160英寸,是世界上最湿润的温带国家。并且,与欧洲大部分地区普遍的冬季降雨不同,日本的降雨集中在作物生长的夏季。充分雨量与夏季降雨的结合,使得日本成为温带地区农作物产量最高的国家。得益于从潮湿山区流向倾斜的低地平原的众多河流,半数的农田都用于劳动力密集、高产型的灌溉水稻种植虽说日本80%的国土都是不适合农耕种植的山区,只有14%的土地是农田,其每平方英里养活的人口却是英国的8倍。事实上,就可用农田的比例而言,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主要社会。
日本的高降雨也保证了森林可以在采伐后迅速复原。尽管数千年来人口一直稠密,人们对于日本的第一印象仍然是青葱翠绿,因为至今,其森林覆盖率依然高达70%(相比之下,英国仅为10%)。反过来说,这些森林也意味着天然草原或天然牧场不存在。传统上,日本大规模饲养供食用的唯一动物是猪,绵羊和山羊都微不足道,而养牛主要是用于犁地和拉车,而非食用。和牛至今仍是少数富人的奢侈享受,每磅售价可高至100美元。

1.解除平民的武装,同时武装上层掌权人物。这在使用高科技武器的现代比使用长矛和棍棒的古代容易得多,因为现代的武器只有在工厂里才能生产,也容易被上层人物所垄断,而古代的武器在家里就能容易地制造出来。
2.用通行的方法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群众来博取他们的欢心。这个原则对过去的夏威夷的酋长与对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同样有效。3.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对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未得到正确评价的优势。人类学家以前把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理想化了。
4.盗贼统治者为了得到公众支持而使用的最后一个方法,是制造一种为盗贼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族群和部落本来就都相信鬼神,就像现代的国教一样。但是,族群和部落的相信鬼神,并不能被用来为中央权威辩护和为财富的转移辩护,也不能被用来维持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和平。当对鬼神的迷信获得了这些功能并被制度化之后,它们也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宗教。夏威夷的酋长们在宣传神性、神灵降世或至少与诸神沟通方面,可为其他地方酋长的代表。酋长声称,他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他们向诸神说情和在仪式上吟诵为求得雨水、好年
成和捕鱼成功所必需的咒语。

实际上,即使对那些最著名的而且显然具有决定意义的现代发明来说,就是“某人发明某物”这种不加掩饰的说法背后有着被忽视了的先例的影子。例如,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詹姆斯·瓦特于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据说他是由于看到蒸汽从水壶嘴冒出来而受到了启发。这个故事实在太妙了,但可惜的是,瓦特打算制造自己的蒸汽机的想法,实际上是在他修理托马斯·纽科曼的一台原型蒸汽机时产生的。这种蒸汽机纽科曼在57年前就已发明出来了,到瓦特修理时,英格兰已经制造出100多台。而纽科曼的蒸汽机又是在英国人托马斯·萨弗里于1698年获得专利权之后才有的,但在萨弗里获得专利权之前,法国人丹尼·帕庞已于1680年左右设计出这种蒸汽机(但没有制造),而帕庞的设计思想则来自他的前人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和其他人。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否认瓦特大大改进了纽科曼的蒸汽机(把一个独立的蒸汽冷凝器同一个往复式汽缸合并在一起),就像纽科曼曾经大大改进了萨弗里的蒸汽机一样。
对所有有足够文件证明的现代发明都可以讲出类似的发展史。

得到很大方便。然而,这些记号的复杂作用对他来说仍是一个谜,因为(同1820年前的大多数切罗基人一样)塞阔雅是个文盲,对英语既不会说,也不会读。因为塞阔雅是个铁匠,他开始时发明了一种记账法帮助他记录顾客的欠账。他给每一个顾客画一幅画;然后他又画了一些大小不一的圆圈和线条来表示所欠钱款的数量。
1810年左右,塞阔雅决定去为切罗基语设计一种书写系统。他又一次开始画图,但由于画图太复杂,在艺术上要求太高,就放弃了。接下去他为每一个词发明一些单独的符号,但在他创造了几千个符号而仍然不够用时,他又觉得不满意了。
最后,塞阔雅认识到,词是由一些不同的声音组成的,这些声音在许多不同的词里反复出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音节。他开始时设计出200个音节符号,又逐步减少到85个,大多数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的组合。

得到最充分研究的例子,是多发性黏液瘤病袭击澳大利亚兔子时所发生的情况。这种黏液病毒本来是巴西野兔携带的病毒,据观察,这种病毒在欧洲家兔中造成了一种致命的流行病,而欧洲家兔是另一种不同的兔子。原来,在19世纪有人愚蠢地把欧洲兔引进了澳大利亚,结果造成那里的兔子泛滥成灾。因此,在1950年,黏液病毒被有意识地引进澳大利亚,以期解决这个大陆上的欧洲兔灾。在第一年,黏液病毒在受到感染的兔子中造成了令人满意的(对澳大利亚农民来说)99.8%的死亡率。令这些农民感到失望的是,第二年兔子的死亡率下降到90%,最后下降到25%,使得要在澳大利亚完全消灭兔子的希望落空了。这里的问题是:这种黏液病毒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演化的,它的利益不但不同于那些兔子的利益,而且也不同于我们的利益。这种病毒之所以产生变化,是为了少杀死一些兔子,并使那些受到致命感染的兔子多活些时间再死。结果,不那么致命的黏液病毒就能比原先有高度毒力的黏液把下一代病毒传播到更多的兔子中去。
对于发生在人类中的一个类似的例子,我们只需考虑一下梅毒的令人惊异的演化情况就行了。今天,一提起梅毒,我们立刻会联想到两种情况:生殖器溃疡和十分缓慢的病情发展,许多得不到治疗的患者要过好多年才会死去。然而,当梅毒于1495年首次在欧洲明确见诸记录时,它的脓疱通常从头部蔓延到膝部,使脸上的肉一块块脱落,不消几个月就让人一命呜呼。到1546年,梅毒已演化成具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些症状的疾病。显然,同多发性黏液瘤病一样,为使患者活得长些而进行演化的那
些梅毒螺旋体因此就能够把它们的螺旋体后代传染给更多的患者。

群居结构。几乎所有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都证明它们的野生祖先具有3个共同的群居特点:它们]生活在群体里;它们在群体成员中维持着一种完善的优势等级;这些群体占据重叠的生活范围,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领域。例如,一个野马群包括一匹公马、多达半打的母马和一些小马驹。母马A支配着母马B、C、D和E;母马B顺从母马A,但支配母马C、D和E;母马C顺从母马B和A,但支配母马D和E;以此类推。马群在行进时,其成员保持着一种固定不变的次序:公马殿后;级别最高的母马居前,后面跟随着它的小马驹,次序按年龄排列,最小的排在最前面;其他母马按级别排列,每匹母马后面跟随着它的按年龄排列的小马驹。这样,许多成年马就可以在这个马群中共处,用不着经常打架而且每匹马都知道自己在马群中的地位。
这种群居结构对驯化是很理想的,因为人类事实上把这种优势等级照搬了过来。在驮运东西的马队中,驯养的马跟在带路人的后面,就像通常跟在级别最高的母马后面一样。绵羊、山羊、牛和狗的祖先(狼)的群体中也有类似的等级。随着幼兽在这个群体中长大,它们就牢牢记住了它们经常看到的身旁的那些动物。在野生环境中,它们看到的是同种的成员,但在圈养状态下,群体中的幼兽看到的还有身旁的人,于是也就把人牢牢地记住了。
这种群居动物适合于放牧。既然它们]彼此相安无事,所以就能把它们集中在一起。既然它们本能地跟随一个起支配作用的领袖,而且把人当作那个领袖而牢牢记住,所以它们就乐于接受牧人或牧羊狗的驱赶。群居动物在拥挤的圈养条件下也能生长良好,因为它们在野生时就已习惯于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中了。

日常食物。每一次某种动物在吃某种植物或另一种动物时,食物生物量转换为取食者生物量的效率远远低于100%:通常在10%左右。就是说,要花费10000磅左右的玉米才能喂养出一头1000磅重的牛。如果你想要养一只1000磅重的食肉动物,你就得用10000磅重的食草动物去喂它,而这10000磅重的食草动物又需要用100000磅的玉米来饲养。即使在食草动物和杂食动物中,也有许多像树袋熊这样的动物在偏爱植物方面过分挑剔,要想成为饲养场里的牲畜实在不敢恭维。
圈养中的繁殖问题。我们们人类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性交;有些具有潜在价值的动物也不喜欢这样做。这就是对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猎豹的驯化尝试中途天折的原因,虽然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怀有驯化它的强烈兴趣。我在前面提到过,驯养的猎豹作为比狗不知强多少倍的猎兽,曾受到古埃及人、古亚述人和现代印度人的重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一个皇帝圈养了1000头猎豹。尽管许多富有的王公贵族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但他们所有的猎豹都是从野外捉来后驯养的。这些王公贵族想要使猎豹在圈养中繁殖的努力都落空了,直到1960年现代动物园的生物学家才成功地使第一头猎豹在动物园里出生。在野外,几个雄性猎豹兄弟对一头雌性猎豹要追逐好几天,而所以需要用这种粗鲁的长距离的求爱方式,似乎是为了使雌性猎豹排卵或愿意接受交配。关在笼子里的猎豹通常拒绝按照那种精心策划的求爱程式办事。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豌豆。豌豆的种子(我们吃的豌豆)封闭在豆荚里。野豌豆要发芽生长,就必须破荚而出。为了做到这一点,豌豆就演化出一种基因,能使豆荚突然破裂,把豌豆弹射到地上。偶然产生突变的豌豆的豆荚不会爆裂。在野外,这种产生突变的豌豆一直到死都是包裹在亲株上的豆荚里面,而只有这种能爆裂的豆荚才把它们的基因传递给后代。但与此相反的是,人类能够收获到的唯一豆荚可能就是留在植株上的那些不爆裂的豆荚。因此,一旦人类开始把野豌豆带回家去吃,立刻就产生了对这种单基因突变的选择。对同样不爆裂突变进行选择的例子还有兵豆、亚麻和罂粟。

这就是说,采纳粮食生产为所谓的自身催化过程提供了例证—这是一个在正反馈循环中自身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开始,速度就越来越快。人口密度的逐步增加,迫使人们去奖励那些无意中增加了粮食产量的人,以获得更多的粮食。一旦人们开始生产粮食并过定居的生活,他们就能够缩短生育间隔期,生出更多的人来,从而也就需要更多的粮食。粮食生产与人口密度之间的这种双向关系,说明了一种矛盾的现象,即粮食生产一方面增加了每英亩可摄入的卡路里的数量,一方面却又使这些粮食生产者的营养不及他们所承继的那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口密度的增加速度要稍高于粮食的增加速度。

相反,男性猎人的行动往往要受到声望这类考虑的影响。例如,他们可能宁愿每天去猎捕长颈鹿,每月猎获一头长颈鹿,从而赢得伟大猎人的身份,而不是降低身份,每天确保采集到坚果,一个月背回家两倍于一头长颈鹿重量的食物。人们也受到看似随心所欲的文化偏好的影响,例如把鱼或者看作是美味,或者看作是禁忌。最后,他们的优先考虑还要受到他们所喜爱的生活方式的相对价值的严重影响,就像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那样。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西部,养牛人、牧羊人和农民全都彼此鄙视。同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农民总是看不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说他们]粗野原始,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也看不起农民说他们愚昧无知,而牧人则对这两种人都看不起。所有这些因素在人们关于如何得到食物所作出的不同决定中都发生了作用。

不管哪种解释证明是正确的，都不会影响我们对美洲后期史前史的了解。要么是：美洲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首次有人类定居，并很快地布满各地；要么是：人类首次定居发生的时间要稍早一些(大多数主张在克罗维人之前就已有人类定居的人提出，定居的时间不迟于15000年或20000年前，可能是30000年前，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认为时间会更早)；但直到公元前11000年左右，这些比克罗维人更早的移民人数仍然很少，或者不引人注目，或者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影响。不管是哪种情况，在可以住人的5个大陆中，北美洲和南美洲是人类史前史最短的两个大陆。

人们开始时会感到惊讶：克罗维的子孙们竟能在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到达美加边界以南8000英里处的巴塔哥尼亚高原。然而，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平均每年只向前推进8英里，这对于那些以狩猎初来集为生的人来说简直是小事一桩，因为他们平常在寻找食物时，在一天之内也可能走这么远的距离。

主张现代人发源于一个局部地区，接着向外扩散，到后来又取代了其他地方的人，这方面最强有力的证据似乎是在欧洲。大约4万年前，克罗马男人带着他们现代人的体格、优良的武器和其他先进的文化特征进入欧洲。不出几千年，尼安德特人不复存在，虽然几千年来，他们作为欧洲唯一的居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这个结果有力地表明了，现代的克罗马努人以某种方式利用他们的远为优良的技术和他们的语言技能或智慧，用病菌传染、杀害或取代了尼安德特人，而又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尼安德特人利克罗马男人之间的混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