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前面讨论中国现代认同的问题,其关键性的功用自然是系于中国的知识阶层。上文因避免头绪太多,未加讨论。现在总结之际,不能不作一简单提示。现代的民族认同必须先由每一社会中的文化精英阶层在思想上从事莫基的工作,这是各国历史所共同昭示的。民族观念的界定、厘清及传播,是知识分子的中心任务。所以在英、法、俄三国,起主导作用的是贵族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在德国则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见 Greenfeld前引书,页22)。中国的情况稍有不同,而大致可分作两个历史阶段:在清末寻求民族认同及倡导民族意识的是传统的土大夫,但在民国则是现代型的知识分子。但前者既非贵族,后者也不属于中产阶级。这两阶段中的认同方式也略有差异:甲午战后流行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及稍后维新、国粹两派将西方现代的价值观念说成“古已有之”,虽都是附会,但却有加深中国人历史意识的意外效果。国粹派的提倡“国魂”、章炳麟用黄帝纪年,都是历史意识高涨下的产物。但在第二阶段中,由于受到康有为“托古改制”和西方史学观念的双重影响,“整理国故”的运动转以“疑古”、“辨伪”为其指导思想,一切古代传说都因受到严厉的质疑而动摇了。专就史学本身说,这当然是一个进步。然而以民族文化的认同而言,一般社会上的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则因此反陷于困惑。何况“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又首先认同于“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中国的民族认同与现代认同竟由此而分裂了。从此再换步移形,自不难滑入“反西方的西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