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接手绝症病人,我都会想起古尔德和他的文章。这些人几乎总是有一些活得很长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微弱。寻找这种可能性有什么错呢?在我看来,这没什么错,除非这意味着我们不去为比这种可能性大得多的结果做准备。麻烦在于,我们的医疗体系和文化都是围绕着那个微弱的可能性建立的。我们创设了一个数万亿美元的知识大厦,发行医学版的彩票一那些彩票几乎100%不会中奖,而让病人为此做好准备的系统仅仅还只是一个雏形。希望不等于计划,但是,希望却成了我们的计划。

我每6周见她一次,发现她的身体一次比一次衰弱。然而,即便是坐着轮椅,萨拉每次来都面带微笑、化着妆,为免刘海挡住眼睛,她用发夹把刘海夹了起来。一些小事情也会令她发笑,比方说管子在她衣服下面形成的奇怪的突起。她什么都愿意尝试,我发觉自己的注意力也集中在了肺癌的试验疗法上。在一种化疗方法稍微缩小了她的甲状腺癌后,我甚至给她提出试验疗法抗击她的两种癌症的可能性。这完全就是幻想,而讨论一种幻想比讨论眼前发生的事更容易——不那么易动感情、不那么令人焦躁,也不那么容易引起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