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泊尔通向中国的一条主要口道,是一个峡谷。峡谷林木茂密,崖下河流深深,山壁瀑布湍急。开始坡上还有不少梯田,但越往北走山势越险,后来只剩下一种鬼斧神工般的线条,逗弄着云天间的光色。这一切分明在预示,前面应该有大景象。
果然,远处有天墙一般的山峰把天际堵严了,因此也成了峡谷的终端。由于距离还远,烟岚缈缈,弥漫成一种铅灰色。
今天阳光很好,雪山融水加大,山壁瀑布泻落时无法全部纳入涵洞,潺潺地在路面上流淌。我们几辆车干脆停下,取出洗刷工具,用这冰冷的水把每辆车细细地洗了一遍。这就像快到家了,看到炊烟缭绕,赶快下到河滩洗把脸,用冷水平一平心跳。
我们要回去的地方已经很近,就在前面。我现在想的是,我在离别之后才读懂了它
离别之后才懂了它——这句话中包含着一份检讨。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却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这里的自然,无论是喜马拉雅山还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要早
得多。没想到人类苦苦折腾了几千年,最喜欢的并不是自己的创造物。
外来旅行者也喜欢这里的生活气氛,喜欢淳真、忠厚、慢节奏,喜欢村落稀疏、房舍土朴、环境洁净、空气新鲜、饮水清澈。其实说来说去,这
切也就是更贴近自然,一种未被太多污染的自然。
相比之下,一切古代文明或现代文明的重镇,除了工作需要,人们倒反而不愿去了。那里人潮汹涌、文化密集、生活方便,但是,能逃离就逃离，逃离到尼泊尔或类似的地方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
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人性,也已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以前的对手—自然。
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以前的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重要的教训是:人类不可以对同类太嚣张,更不可以对自然太器张。
这种嚣张也包括文明的创造在内,如果这种创造没有与自然保持和谐。
文明的非自然化有多种表现。繁衍过度、消费过度、排放过度、竞过度、占据空间过度、繁文缛节过度、知识炫示过度、雕虫小技过度、心理曲折过度、口舌是非过度、文字垃圾过度、无效构建过度……显而易见,这一切已经构成灾难。对这一切灾难的总结性反抗,就是回归自然。

没有多少文化积累的尼泊尔,没有自己独立文明的尼泊尔,为什么能够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愉快?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国外行程结束在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或印度的恒河岸边,将会何等沮丧!

难道是文明造的孽?实际上,这是对人类文明的整体责问。而且,也可以说是世纪的责问。

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这里的自然,无论是喜马拉雅山还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要早得
多。没想到人类苦苦折腾了几千年,最喜欢的并不是自己的创造物。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面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

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人性,也已把自已的目光投向以前的对手—一自然。

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以前的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说重要的教训是:人类不可以对同类太器张,更不可以对自然太嚣张。

这种嚣张也包括文明的创造在内,如果这种创造没有与自然保持和谐。……显而易见,这一切已经构成灾难。对这一切灾难的总结性反抗,就是回归自然。

我突然设想,如果询问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那么我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有太大分歧,对于文明堆积过度而伤害自然生态的现象,都会反对。

孔子会说,我历来主张有节制的愉悦,与天和谐;墨子会说,我的主张比你更简单,反对任何无谓的耗费和无用的积累;荀子则说,人的自私会破坏世界的简单,因此一定要用严厉的惩罚把它扭转过来。

微笑不语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似乎早就预见一切,最后终于开口:把文明和自然一起放在面前,我们只选自然。世人都在熙熙攘攘地比赛什么?要讲文明之道,唯一的道就是自然。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因纯粹而走向宏伟。历代中国文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联
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解构了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徊,都带有自欺欺人的
虚假。
德国学者很少有这种情况,即使像歌德这样在魏玛做大官
也不影响《浮士德》的创作。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架构和美学体系,更不可能是应时之作。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算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了,却也坚守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的宗旨,实行充分学术自由,不许官方行政干涉。比黑格尔的思维更加开阔的是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索着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但是,即便这样,康德也反对知识分子伪装出拒绝社会摆脱大众的清高模样。他以法国启蒙主义者为例,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标准:“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即便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知识分子,他们留给“公共领域”的精神财富也少而又少。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总是比较冷落。

孔子会说,我历来主张有节制的愉悦,与天和谐;墨子会说,我的主张比你更简单,反对任何无谓的耗费和无用的积累;荀子则说,人的自私会破坏世界的简单,因此一定要用严厉的惩罚把它扭转过来……
微笑不语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似乎早就预见一切,最后终于开口:把文明和自然一起放在面前,我们只选自然。世人都在熙熙攘攘地比赛什么?要讲文明之道,唯一的道就是自然。
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在最高层面上是一种做减法的文化,是一种向往简单和自然的文化。正是这个本质,使它节省了很多靡费,保存了生命。

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这里的自然,无论是喜马拉雅山还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要早得多。没想到人类苦苦折腾了几千年,最喜欢的并不是自己的创造物。
外来旅行者也喜欢这里的生活气氛,喜欢淳真、忠厚、慢节奏,喜欢村落稀疏、房舍土朴、环境洁净、空气新鲜、饮水清澈。其实说来说去,这一切也就是更贴近自然,一种未被太多污染的自然。相比之下,一切古代文明或现代文明的重镇,除了工作需要,人们倒反而不愿去了。那里人潮汹涌、文化密集、生活方便,但是,能逃离就逃离,逃离到尼泊尔或类似的地方。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现代派艺术写尽了这种倒转,人们终于承认,宁肯接受荒昧和野蛮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蛮化的所谓文明世界。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人性,也已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以前的对手自然。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以前的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重要的教训是:人类不可以对同类太嚣张,更不可以对自然太嚣张。这种嚣张也包括文明的创造在内,如果这种创造没有与自
然保持和谐。

找着中华文明既不中断又不湮灭的原因。到今天为止,我的粗浅感受大致如下首先,在这喜马拉雅山南麓,我不能不想到中华文化在地理环境上的安全性。除了喜马拉雅山,往北,沿着边境,还有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又连接着难以穿越的沙漠,而东边和南边,则是茫茫大海。这种天然的封闭结构,使中华文明在古代避免了与其他几个大文明的恶战。而那些古代大文明,大多是在彼此互侵中先后败亡的。我曾在几万里奔驰间反复思忖:你看在中国商代,埃及已经远征了西亚;在孔子时代,波斯远征了巴比伦,又远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时代,希腊的亚历山大还在远征埃及和巴比伦;而且无论是波斯还是希腊,都已抵达印度……

印度的历史是不断受到外族侵略,又不断分裂的历史。在雅里安人之后,波斯人、希腊人、帕提亚人、西徐亚人、贵霜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相继侵入,其间也出现过一些不错的王朝,但总的说来还是分多合少。印度文明在宗教、天文、数学等方面对全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它的发展历史实在过于变幻莫测,让人难于理出头绪。其实,它自身的传承也正处于这样的状态,似乎隐隐约约都有一些脉络留存,但一次次的阻断、跌碎、混合、异化,使文明散了神。它有过太多的“对手”和“主子”,有过太多的信仰和传统,有过太多的尊荣和屈辱,有过太多的折裂和消散,结果,在文明上混沌一片。

在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征战,十分残酷。因为彼此都在艳羡、嫉妒和畏怯,一旦征服就必须把对方的文明踪迹全都荡涤干净。例如,曾一再地出现过占领耶路撒冷后纵火毁城,然后再挖地三尺来消除记忆的事;出现过占领巴格达后开闸放水,以底格里斯河的河水来冲洗文明遗迹的事;甚至还出现过在占领的土地上撒盐和荆棘种子,使之千年荒芜的事。正是这种文明之间的远征和互毁、灭绝和复仇,埋下了极端主义的种子。于是,文明最集中的地带,成了仇恨最集中的地带。难道,这就是“盛极必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