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在年终报道中统计说:“在经过了20年的匮乏后,北京的各项
指数开始疯长,1979年,中国制造了3.34亿条麻布口袋,8.5亿个白炽灯泡
186万辆摩托车,130万台的电视机产量更是比1978年增长了157%。根据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5.8%,因此中国政府承认一些人的实际
收入事实上下降了,但是国有企业的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平均增长达到了7.6%。一位叫H·詹森的欧洲人回到了上海,35年前他在这个远东最大的殖民城市度过了童年,他的父亲是丹麦化学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如今他看到的上海是一个处处遗留着殖民地痕迹的城市。“在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上海,已经没有一张毛泽东画像,没有一个人提及政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商品、进
口,美国人是否真的人人都有轿车。”

霍英东在广州达成建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是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宾馆，也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 。皮尔卡丹率领12个服装模特在北京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服装表演会，给当时的人思想认识上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波。国民经济开始向轻工业转型，国务院出台了鼓励轻工业发展的文件，在税收、招工等六个方面进行适度的倾斜 。日本公司的管理经验成为全球企业家和政治家争相学习的榜样。李光耀要求新加坡，政府 学校 企业学习日式管理。松下幸之助应邓小平的邀请访问中国，邓小平在接见他时又多次请教加强企业管理和电子工业发展方面的问题。邓小平的谦逊姿态，直接诱发了日本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情，使日本公司与中国公司合作 合资的新闻层出不穷的报道。也出现了敢于搞改革的企业家，周冠五改革首钢、袁庚在深圳蛇口筹建蛇口工业 。与此同时欧洲一些国家，公司则在忙着抵挡日货浪潮，美国总统卡特在1979年提出“要采取独自的政策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振奋企业精神”，并第一次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这一年更为棘手的问题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地返回到他们当年出发的城市，就业问题顿时成为中国第一个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国务院快速批转了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到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十万户。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在此时被确定下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典型的就是 安徽文盲年广久，瓜子卖的好，用人达到了12人，被人们一直争论为万恶的资本家。这一争论，却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一次讨论会上，邓公建议对私营企业采用“看一看”方针，便举了年广久的例子。直到1987年，中央5号文件才对私企人数放开。 此年12月牟其中出狱，借了300块钱开始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