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是这个陈春先却以一人之力撬动了中国高科技产业。他为服务部所设定的经营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民营高科技公司创办的共同规律,那就是:科技人员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转化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依法自主决策。在他被怀疑辱骂和嘲笑的身后,一家又一家科技公司在中关村出生了。三年后,在没有国家任何投资的前提下,中关村赫然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电子一条街”,到1992年，这里的民营科技公司达到5180家。

为了应对日本人的挑战,美国公司只好尝试着学习。被日本的复印机公司打得抬不起头来的施乐公司开始推行“标杆管理”,就是把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拆解出来,一一地与最强悍的竞争对手日本富士公司进行比较,从而找到改进的关键点。施乐的这项工程坚持了十年,终于在复印机领域击退了富士的进政。

面积大则大矣,却还是只有3000万元的贷款—一这点钱还不够搞2平方公
里的三通一平。开发者百思之下唯有一计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来换现金。这个想法,在当时国内可谓“大逆不道”。反对者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的国土怎么可以出租给资本家?当时一位叫骆锦星的房地产局干部翻遍马列原著,终于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骆锦星查到这段话后一阵狂喜,当晚就奔去敵市委书记张勋甫的家门。据说,当时的深圳干部人人会背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背诵给那些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