寥如晨星——好的词语

义乌的发展模式①,几乎是80年代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标本:一个专业市场的出现,构筑出一张辐射农村及中小城镇的商品网络,在物流需求的诱发下
周边冒出数以千计的家庭工厂,最终形成“前店后厂”、“双轮驱动”的初级产业格局。在中国改革的前十多年,任何产业基础、政策扶持、人文素养乃至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都无法与当地的改革创新意识相匹敌,往往,一地观念的解放与否是它有没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唯一条件。那些工业基础雄厚、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地区,如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地,由于计划经济色彩浓厚政府管治能力健全,民众对体制的依赖度较高,民营资本难有萌芽的机会,倒是天偏地远、国有经济薄弱的边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闽南和浙江中南部带,却意外地具备了自谋生路的勇气和可能。

现在,我们就要把目光转移到浙江中部和南部的一些穷乡僻壤。日后的人们很难想象,为什么在那些不通铁路、没有工厂、资源匮乏、知识素质也不队
的地方,会孕生出中国商品的集散地。
在1980年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义乌这个小县城,它地处浙中盆地山,狭窄的街巷,低矮的木屋,全县28万劳动力,剩余劳力达15万人,人均
年收入88元。近百年来,义乌最出名的是“敲糖换毛”,这里生产红糖,同时土地贫瘠,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地方有鸡毛肥田的习惯,俗称“塞毛”,为了收集鸡毛,农民们便于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货担,手摇拨郎鼓,走村串乡“敲糖换毛”。为了多点收益,糖担里每每会放一些妇女所需的针线脂粉、笄网木梳。这群“敲糖帮”大概有万把人,百年未绝,成了浙中一带“天生”的农家商贩
1978年前后,在义乌县城东部的廿三里乡、
福田乡出现了自发的乡间集市,十多副货担
在那里设摊,出售各色针头线脑、自制的鸡
毛掸子、板刷等等。又过两年,这些货郎进
了县城稠城镇,一副担子摆下来,附近马上
冒出两三副,然后更多。小摊位蜿蜒而行,
吆喝声渐成声浪,不久就发展到了两百多摊。
当地县政府不知道如何管理和处置这些“敲
糖帮”,于是便发出《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算是默许了这些商贩的存在。

在深圳建设的前十年中，国有资产增长到250亿元，来自银行的贷款就有180亿元，而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从内陆部区以各种正规或灰色的方式融通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深圳的奇迹不是靠吸引外资而产生的，而是全国人民"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