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我到他那去,这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我说:“我已经第三次到您这儿来啦,我就想问您句……”他马上说:“我有罪,我有罪!”我说:“我不想听您这个,我就想知道,怎么才能不犯错误?”他看了我半天才告诉了我。他说:“你不是爱看书吗?你记着啊,今后要想不犯错误,凡是你特别爱看的那本书,那本书准有问题。”我听这句话像禅语似的,根本就不明白呀。他说:“咱们脑子里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只要是你爱看的那本书,只要是你特别欣赏的那些地方,你批判准没错。”到后来我一直拿这话来衡量,特别是写批判稿子,一写准成功。

从山西到陕西一路上看见人民,穷啊,心情就不一样了。路过一个村子,一个孩子看上我胸前的毛主席像章,上山采了一天草药,拿药跟我换。哎呀,我这泪一下子就下来啦。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多深呀!我不要药材,干吗用呀?我赶紧把那像章,还有我们一块儿来的同学的各种形状的像章,都给他了,他如获至宝。他妈妈说了一句话别瞎玩,好好着。”那村里呀,凡是贴毛主席像的地方,原来都是贴灶王爷的地方。这不是把毛主席神化了吗?代替灶王爷啦。这实际上已经成了悲剧了。到延安的时候就更加失望了,根本就不好看,什么宝塔山呀,而且陕北人跟想象的也不一样。就说白羊肚手巾吧,脏极了,跟抹布差不多。人民根本不那么高兴,低眉顺眼,不像舞台上戴着红兜兜跳舞那样,对我们串联的学生也没啥感情。我们住的都是红卫兵接待站,也许人太多了,什么都没看,就看了毛主席跟江青三口人的合照。回来的时候,思想反复就更大了。我说:“这是什么革命啊?人民太穷了!真穷啊,我刚才说拿药材换像章的那个村,好几家的姑娘穿的裤子补都补不上来呀,把中国人弄成嘛样啦?!我心里非常压抑。延安不是革命熔炉吗?共产党发迹的地方啊!它怎么还是这样啊?

“文革”批人,都是正事与闲事相结合。中国人越是闲事越感兴趣,越能搞臭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