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可靠的途径可以使清代君主受制于法律,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法律可以让一个君主必欲惩罚的人得到保护

如果说,弘历的清剿撞上了官僚们设置的路障,那么构成这些路障的恰恰是最令他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一个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并非故意设置障碍,仅以他日常的贪渎和欺饰,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君主大伤脑筋。但是我们知道,叫魂案最后得以翻案并非取决于普通官僚的一般素质,而是依赖于少数几位身居高位的大臣的作为他们敢于告诉弘历这是一桩错误的案件,根据的是虚假的供词,如不停止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我们在研究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时,必须考虑到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则受到隐蔽势力威胁的看法。

对妖术的看法可能同时存在着两个或更多的版本。皇家的版本以对满洲统治、归根结底也是对整个政体的威胁为中心,农民的版本所集中关注的则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与随机的死亡。

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表达( expression),取决于人们不同的社会角色及生活经历。从这一角度来看,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正是审判官和其他“专家”们把“魔鬼契约”的概念强加到了村民们单纯的对巫术的恐惧之上。这些人以“邪恶的眼光”嘲笑民间的信仰,并以自己充分理性化的、将人生视为上帝和撒旦之间斗争的观念来取代这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