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部分有关契约和财产方面的法律被塑造出来，以使现存的权力和财产关系成为永恒。
毫不奇怪，故意制造的晦涩难催的条款，成为有权者手中的硬通货，这些条款几乎总是恶意针对小企业中的谋生公众的，更不必说穷人和低薪阶层了。绝大多数商业交易的文件都是由有权者提供的，也正是他们从这些文件中获益。需要人们签字的东西，既是公平交易的证据，又常常是统治支配的工具。一般情况下，法院并不到文件的背后去发现商业交易的经济现实。
立法的获益与负担并不在全体人口中分配，而是集中于某些阶层和团体。不仅如此，跨国公司乐于在世界范围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中计算其收入和成本，而由此产生的巨大的税收漏洞必然由普通纳税人来弥补。从理论上说，税收本质上是累进制的，因而从长远看，应当是使收入和财富趋于平等的力量。但事实正好相反，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剧了。
苏联的法哲学家帕舒卡内斯（E.B.Pashukanis）认为，在刑法领域，阶级对抗达到了顶点。制度将被指控犯罪的人转化为“审判客体”，使法律的制定者能够更粗暴地对待他们，并且通过他们来施加阶级统治。依照他的观点，衡量刑法是否正当的标准——保护社会安全——掩盖了现实本身，因为从封建社会到工业社会，刑法的真正作用一向就是维护等级、特权和财产。刑法及其适用一直高度可见地展示了财富、身份和权力对于法律后果的影响。企业偷税、证券内幕交易、合同诈骗、银行监守自盗、贪污挪用等绅士犯罪，其待遇绝对不同于偷窃、夜盗、抢夺之类的穷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