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被排除在参战与否的决定之外,如此残忍的屠杀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革命并非只是简单地摆脱身上的枷锁。武装起来的民众十分危险。

战争就是这样，要么是疯狂的进击，要么是徒劳无益的等待

一个孩子的成长就像一场革命,格雷戈里心想,你可以让他诞生,但后来如何就全然不在你的掌控之下了。

这些年来,她那激愤的女权主义在和那些吃苦耐劳、一贫如洗的伦敦东区妇女共同的生活中,变得如混凝土般越发坚硬。男人常常把劳动分工挂在嘴上,男人外出挣钱,女人看家照顾孩子。但事实并非如此。艾瑟尔认识的大部分妇女每天都工作十个小时,同时还得照顾孩子。她们食不果腹,过度劳累,住的是牲口的棚子,穿得破破烂烂,就算这样,她们还能唱歌说笑,并且爱自己的孩子。在艾瑟尔看来,这些妇女每一个都比十个男人更有权参加选举。

“战争的爆发是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错?”她说,“指责德国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做法,我们那些宣扬军国主义的报纸也大肆鼓励这类神话。我们记得德国入侵比利时,谈论起来似乎发生得毫无缘由。我们忘记了六百万俄国军队在德国边境展开动员。我们忘记了法国拒绝宣布中立。”有几个人发出嘘声。
艾瑟尔不屑地想:当你告诉别人他们头脑简单,就别想着得到喝彩。
“我不是说德国无辜!”茉黛抗议道,“我是说没有一个国家是无辜的。我是说我们是不是在为争取欧洲的稳定而战,或者为了比利时伸张正义、为了惩罚德国军国主义而战。我们发动战争是因为我们太过傲慢,不敢承认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茉黛知道,在为妇女争取平等的战斗中,你不但要跟男人拼斗,有时还得跟女人厮杀。

“威尔逊总统说过,一个领导者对待舆论就像水手应对风那样,让它鼓动风帆,把船吹向这里或那里,永远不要硬顶着风头横冲直撞。”

“给警察局长打电话,”加利埃尼说,“让他命令他的人拦下城里的所有出租车,甩掉里面的乘客,命令司机把车统统开到这儿来。我们让战土坐上汽车,把他们送上战场。”
菲茨意识到加利埃尼在动真格的,脸上露出笑意。这正是他喜欢的做事态度。无论用什么办法,只要能赢得胜利就行。
迪皮伊耸了耸肩膀,拿起了电话:“请立即接通警察局长的电话。
菲茨心想:我一定要亲眼见证一下。
他走到外面,点燃一支雪茄。他并没有等太长时间。几分钟后,一辆红色的雷诺出租车经过亚历山大三世大桥,绕过那片栽满观赏花草的绿地,停在了主楼前面。紧接着又是两辆,然后是十几辆、上百辆。
几小时内,数百辆清一色的红色出租车停在了荣军院前面。菲茨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
司机们靠在车边,抽着烟斗,热烈地交谈着,等待着进一步指令。究竟为什么让他们来这儿,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推测。
最后,迪皮伊走出学校,来到街对面,一只手拿着扩音器,另一只手里是一叠军方征用单。他爬上一辆出租车的引擎盖,司机们一个个安静下来。
“巴黎的军事统帅需要五百辆出租车,从这里开到布拉尼。”他用扩音器喊道
司机们怀疑地看着他,全都默不作声。
“每辆汽车要搭载五名士兵,把他们送到南特伊。”南特伊在约五十公里以东,离前线很近。司机开始明白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点点头,咧开嘴笑。
菲茨猜到他们很愿意为战争出一分力,尤其是以如此特殊的方式。
“离开前请拿一份表格填好,以便回来索取你们的报酬。”
人群中发出一阵嗡嗡声。他们会得到报酬!这下就肯定赢得司机们的支持了。
五百辆汽车先离开,然后我再给另外五百辆车发布指令。巴黎万岁!法兰西万岁!”
司机们爆发出一阵欢呼。他们围住迪皮伊要表格。菲茨心情激动,上前帮忙分发单子。
很快,小汽车一辆辆发动起来,在大楼前面拐了个弯,朝着洒满阳光的大桥驶去,起劲儿地按着喇叭,一条鲜红的生命线源源不断,奔赴战斗的前沿。

格雷戈里继续走着,但心情有些低落。他原以为自己见多识广,但没想到德国人竟然住得这么好。
还是伊萨克道出了他的疑惑。“我们的部队已经养不活我们了,虽说连一枪一弹还都没放呢,”他平静地说,“可看看这儿,到处整齐有序,猪都有石头房子住,我们这副德性怎么打得过人家?”

怀孕这件事使得格雷戈里在政治上成了强硬派。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孩子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长,他希望他的儿子拥有自由(出于某种理由,他相信会是一个男孩)。他得确保俄国由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被沙皇、中产阶级议会或商人和将军组成的联盟主宰，他们会让一切回到以前的样子，只是换了个新的伪装。

“太依赖少数教育程度低的人所作的决定了。”
“这就是民主嘛。”
格斯笑了:“实在是管理国家的可怕方式,但任何其他体制都比这更糟糕。

长时间的沉默后,埃文斯说:“当然,你是对的,少校。”他的话虽平和,但声音里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愤怒,“我们不会送他们回家,”他咬牙切齿地说,“我们要把他们埋葬在这儿。”

茉黛知道,在为妇女争取平等的战斗中,你不但要跟男人拼斗,有时还得跟女人厮杀。

“威尔逊总统说过,一个领导者对待舆论,就像水手应对风那样,让它鼓动风帆,把船吹向这里或那里,永远不要硬顶着风头横冲直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