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吃过中饭,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说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小山——牛首山。我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就追着赶上跟了去。
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
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回到家,哥哥对妈妈说:“以后再也不许她跟着我!那么小座山她上去那么慢,又下不来,动不动就哭,烦死人了。”
初夏,我们搬回南京城里,妈妈待产。
我们的一生和中国的命运不久就全变了,我再也没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缘分。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到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

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十八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几年前有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爸爸的头挂在城门上一样悲惨。
窗外,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自此,我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逃到营口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非”。

一九三三年刚放暑假的时候,妈妈生了我的大妹妹,爸爸为了纪念故乡辽宁,为她取名“宁媛”。
她是个圆圆胖胖极健康可爱的婴儿,白天笑口常开,但常常到了晩上就哭一阵。妈妈怕她吵爸爸睡觉,只得抱着她满屋子走。
刚来帮忙带孩子的李妈愁于帮不上忙,有一天求一位来南京述职的地下抗日同志杨梦周先生(他那时住在我家,等待去新疆投效盛世才),帮她写了一副她家乡安徽凤阳的敕令:“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人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求我哥哥上学时贴在大路的电线杆上。
我们天天经过都注意,有没有停下念三遍的人,又很怕被爸爸发现会生气。他参加南京中央政府最大的理想就是破除迷信和陋习,全民建设新中国。
我读鼓楼小学的时候南京充满了新气象,我已经九岁了,记得到处都是“新生活运动”的标语;我们小学生还去帮忙贴标语,诸如“不许吐痰”、“振作图强”,等等。
这些话今天已经没有人讲了,可是回想我们刚来台湾时,“不许吐痰”还是一个奋斗的目标,街上还挂过标语,此外还有:勤俭、不喝酒、不赌博、破除迷信……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那段时期,近代史上有人称为“黄金十年”。日本有正式记录提到,军方主张早日发动战争,不能再等了,因为假如现在不打中国，待她国势强盛起来，就不能打了。

在危机四伏、不断搬迁的日子里,母亲不再是个哭泣的女人,她与我父亲两人的感情,在那样动荡的局势下开始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她觉得能与他共患难是幸福的,那种全心全意的接受与奉献,给我成长过程最大的安全感。她八十三岁去世前不久,我们曾谈到新时代女性有选择权的婚姻,我问她现在是否仍会选择嫁给爸爸?她当时未答,过了几天,她说:“我还是会嫁给他。他虽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温和洁净的真君子。”

盖家小兄弟说:“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二OO一年,在沈阳已复校的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开幕时,有人赠我《勿忘九一八》纪念画册,有一张全页照片:古城楼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壮汉头颅,怒目龇牙,血淋淋的国恨家仇全未放下。与我童年记忆印证,永难磨灭。

了解到他们弹药缺乏,装备与粮食补给已朝不保
夕的情形；张家军队剩下的已停止抵抗,中央又远在数千里之外,交通已切断,义勇军只有赤手空拳、满腔热血和刺骨的朔风,无法阻挡日本关东军。大局既已无望,他此行唯一的成就,是劝服他们不要投降,武力不能为敌所用,亦不可妄作牺牲,尽一切能力安顿义民回乡,留住潜伏呼应的爱国之念。

齐世英化装由辽宁到朝鲜釜山乘渡轮到日本,再换火车去东京，车到京都便被记者追踪,次日报上乱报一些猜测,只好正面接受访问,说明郭军革新理想及回师前后真相,消息也迅速传至中国各地。到东京时,浅草区有一剧场正在上演以郭松龄为题材的一出话剧,邀他们去当贵宾,剧中有不少属于齐世英的戏。原是一场改变东北命运的壮举,如今只是人间一出戏剧了。

思前想后,憾恨围绕着巨流河功败垂成的那一战。巨流河啊,巨流河,那渡不过的巨流莫非即是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被困冻于此?

我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实,哭泣自责,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在传统社会,一个年轻媳妇“没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在夕阳余光中躲到牧草丛中哭泣。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雪融之后,她还带着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坟,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我记得祖坟四周种了松树,在初春的风中猛烈地摇撼,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祖母说那是芍药花。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总似听到母
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种高贵的娇美,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它在我日后的生中,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永不凋谢的美与悲伤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

这一年,他从日本回家过暑假,说毓贞这名字俗气,为她改名为纯一。
后来,他从日本直接去了德国,平安家书和照片都是寄给祖父母的,开端写着“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信尾提我母亲的名字,“同此问好”。那时大约不好意思或不敢写所谓情书私信给妻子,两个同龄的人在成长过程走着全然不同的路。女子留在家乡,庄院屋子里是忙不完的家务:灶边烹煮三餐,过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不断的节庆准备,洗不尽的锅、碗,扫不完的塞外风沙……到了十月,看着长工将大白菜、萝卜放进地窖,一年又将尽。而那十九岁男子,在广大的世界,纵情于书籍、思想,参与青年人的社团、活动……两个人的路越走越远,她已无从想象他遨游的天空如何宽广深远,两人即使要倾诉情愫,已无共同语言诉说天渊之别的人生经验。

历史哲学派由政治经济的思想史分析人生现象,在研究过程阐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区域现实的不同,不可以冲动热情地强以理论(如《资本论》)套在大政策上这对他是一生的启发,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不择手段只达目的的革命所遗留下的社会、文化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解决,才能弥补。

在那个时代,初生婴儿的死亡率据统计是百分之四十左右,我那样的生命很像风中的一盏小油灯,母亲的呵护,还有命中这些“贵人”围成灯罩似地为它挡风,使它不致熄灭。

我生长到二十岁之前,曾从辽河到长江,溯岷江到大渡河,抗战八年,我的故乡仍在歌声里。从东、西、南、北各省战区来的人奔往战时首都重庆,颠沛流离在泥泞道上,炮火炸弹之下,都在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故乡是什么样子呢?“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的时候,每个人心中想的是自己家乡的永定河、黄河、汉水、淮河、赣江、湘江、桂江、宜江,说不尽的美好江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好像流在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