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文脉的首席,让给了苏东坡。苏东坡也曾经与政治有较密切关系,但终于在“乌台诗案”后两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他的这个转变,使他一下子远远地高过于王安石、司马光,当然也高过于比他晚得多的陆游、辛弃疾。他的这个转变,我曾在《黄州突围》中有详细描述。说他“突围”,不仅仅是指他突破文坛小人的围攻,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他自己沉溺已久的官场价值体系。因此,他的突围,也是文化本体的突围。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
好几个等级。所以我写道,在他被贬谪的黄州在无人理会的彻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于渔夫
樵农的时刻,中国文脉聚集到了那里。

文学,必须由“意指”走向“意味”。这与现代西方美学家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有点关系。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构成完整的审美。这种完整,只有后来的《诗经》,才能充分满足。《诗经》产生的时间,大概离现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