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时,一切都一如往昔,道路依然崎岖不平,人们都变老了。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找不到我以前认识的熟人或朋友。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如果不选择经常性的改变,就得选择贫穷、恶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个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期间学会喜爱涪陵的外国人,所以,我很感激我有机会为那两年留下纪录,而我怀念我认识的地方。但我也因为大部分的涪陵人对于未来都感到十分乐观而心怀感激。再度航行于长江之上将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旧日江水的湍急水流已变成回忆。
二○○五年十月于北京

成都是一个比较喜欢赶时髦的城市,西式的东西在这里往往扩展得很快,而且常常看不出任何原因或意义。在这座城市里,自行车的后挡板大多贴有一小片不干胶,上面写着“内置奔腾英特尔处理器”,跟美国的电脑上标示的东西十分类似。成都所有的自行车基本上都只有一个挡位,十之八九不会内置什么英特尔处理器但上这样的不干胶片是一种潮流,因而在哪里你都能看见这样的玩意儿。

由于受着传统的集体思想的影响,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更为复杂起来。我在涪陵生活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惊诧于他们对于个体的看
法—在我看来,我在西方社会所见和在四川所见之间最大的差异正在于此。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
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这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每当读到某人关于“文革”中的受难故事时,我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故事通篇充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耻辱感—某个人今天还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风向在一夜之间陡然改变,第二天他就变成了可耻的反革命,被拉到游行的人群中“坐飞机”,双手平展,弯腰低头,十分痛苦。这个风向改变的过程本身并不引人注目—非理性的政治冲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受羞辱煎熬的人数如此之巨,大家一致确信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这无异于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对象突然间崩溃,承认自己有错,又或者说像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自我憎恨,恨自己竟然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人们的内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种指南,使之无法承受类似的事件。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

怎么讲?
“人们打电话给她,”安妮解释说,“她就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交谈吗
“是的
“给她打电话的人多吗?”
“是的。
“他们谈些什么呢
困惑
什么样的困惑?“感情上的困惑!”说完这个,她笑了起来,然后就不做声了。
“你姐姐喜欢那份工作吗?”
“我觉得她很喜欢。”
“薪水怎么样?“每个月六百,”安妮回答道,“可如果打电话的人很多,她的工资会高一些。”
“谁打电话呢—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想,男女各占一半吧。打电话的人很多的。”
“他们打电话是为了什么事呢?”
“深圳这儿很多人都有困惑。”
“为什么会这样?“很多是感情困惑。有人说深圳没有真爱。人们要忙于赚钱求生存啊。

我当时正在吃面条,并用我那只美国制造的“牢而紧”( Nalgene)牌透明塑料瓶喝水。在中国,这样的野营用水瓶是无价之宝,瓶身用硬质塑料制成,可以盛装开水,而开水一般旅馆、餐厅、火车和轮船上都可以找到。我刚到四川的时候,这样的水瓶还非常罕见,只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偶尔会看见出租车司机使用。而这通常也是由亲戚或朋友在深圳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购买过来的。
1997年初春的时候,成都的很多商店开始大量出售仿制的“牢而紧”水瓶,到6月份的时候,差不多人人都在使用这玩意儿了。成都是一个比较喜欢赶时髦的城市,西式的东西在这里往往扩展得很快,而且常常看不出任何原因或意义。在这座城市里,自行车的后挡板大多贴有一小片不干胶,上面着“内置奔腾英特尔处理器”,跟美国的电脑上标示的东西十分类似。成都所有的自行车基本上都只有一个挡位,十之八九不会内置什么英特尔处理器,但贴上这样的不干胶片是一种潮流,因而在哪里你都能看见这样的玩意儿。

就在我的外公即将宣誓成为一名神甫的时候,他的上级通知他,他将会被遣返回阿肯色州。我的外公写了一封长信,说他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需要他前往中国。但他的上级予以了反驳,说上帝有时候就是这样—他有时候会向年轻人发出虚假的召唤,只是为了试炼他对尘世间的上级是否忠心耿耿。有时候你真心诚意地觉得应该到中国去,但实际上你应该去阿肯色州。

两个学生强迫他全身站直,然后把他的双手往身后用力拉拽。其他学生一边来回走动,一边用勺子敲着铁质饭盒,一边大喊大叫。我坐在教室的后面观看,满心指望着傅主任不要碰巧从教室外边走过,并探进脑袋来一看究竟。我可不想给他解释,我们是如何从“瑞普·范·温克尔”发展到这一步的。
最奇怪的是,全班学生对此喜爱不已—到此为止,这个短剧最受大家的追捧,全班学生欢呼雀跃,高声叫喊着。我根本没有料到这一点。我本以为,学生们会表演得圆滑一些,以避开那一段不太光辉的历史,因为据我所知,好多学生的父母都在“文革”中吃过苦头。我在观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似乎没有人感到沮丧,这部短剧跟《仲夏夜之梦》或者其他任何喜剧样,令人捧腹不已。这跟中国作家鲁迅的话十分相似:“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这是一场非常正规的比赛。参加四百米项目的女生们在跑到终点线的时候,一个个全都倒在地上,以至于在比赛开始之前,选手们都要叫上几个朋友,以备赛跑结束时扶着她们离开。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幕十分感人,那仿佛是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在给家人写下临别留言。参赛的女生会给她的朋友们发出明确的指令,比赛结束,她会倒进她们的臂弯里,被抬着走出体育场的大门,一边呼哧喘气,一边大呼小叫—要从右边下台,这是川剧里一种令我有些好奇的做法。男生们进行比赛的时候,这样的情形要少一些,但还是有四分之一的选手在跑到终点线时倒地。他的朋友们会把他抬到所在系科各自设立的服务台前,会有人给他们端来热茶,递上宏声香烟。五分钟之后,他们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导游还指给我们看了崖壁离水面六十多厘米处开凿出来的一些方形孔洞。古时候,那上面有一条栈道,专供拉船逆流而上的纤夫们使用。据传说,远在9世纪晚期,唐朝杨贵妃所钟爱的荔枝就是顺着这条路线运送到都城长安的。当时,涪陵荔枝是大家公认的极品—时至今日,涪陵仍然享有“荔枝城”这个别名—先经长江顺流而下,再从这里由大宁河逆流而上。杨贵妃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之一,为了她,荔枝都得万里相送。玄宗皇帝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逐渐疏于国事,最终导致谋反。皇帝逃到了四川,贵妃仍想追随而去,但士兵们抓住她并逼她悬梁自尽。逃离过程中,心碎的皇帝驾崩了,其子想要重理朝政,却功亏一篑。在统治了近三百个年头之后,大唐盛世轰然倒下—倒在了爱吃涪陵荔枝的美人手里。

涪陵和其他沿江小城还有一层额外的经历,它们是毛泽东线”战略的焦点之一,这一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对当地的影响尤为巨大。战略的早期准备工作始于1950年,毛泽东派遣邓小平去了西南地区,对上海的军工企业搬迁到四川和贵州的边远山区进行可行性调查。触发这一战略的是美国的核弹威胁,因为毛泽东一直担心,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非常容易招致来自美国的攻击。朝鲜战争则加快了该战略的实施步伐。最终,中国四分之三的核武器制造厂以及航天工业的一多半被编入了“三线建设”。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毛邓时代的中国》一书中说,这一工程“相当于把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科技产业连根拔起并整体搬迁至1880年蒙大拿州的荒郊野外”。
1980年,邓小平掌权后,取消了这一战略项目,很多曾经的三线建设项目以这种方式进行了转轨。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不断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说,把兵工厂放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实际上也起不到多大的防护作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三线建设项目成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在有些年份,花在这个项目上的经费占到了国家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五十。从来还没有哪个大国如此大规模地对经济结构进行过重组—就连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有人因此估计线建设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程度超过了“文化大革命”。
尽管规模宏大,三线工程的实施和取消却相当隐秘,涪陵和其他三线建设城镇对于该项目的进展情况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他们知道,那一道道命令来自北京,那一道道命令把上海的工厂迁了过来;他们还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军事,敏感而需要保守秘密这些东西你是不能打听的,就这样经历了四十年的光阴,人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过问三峡大坝有什么问题。事情就这样,此一时彼时—就像川东造船厂,搬迁过来是为了建造核潜艇,后来却转型
成为了造船厂,也许最后会永久地消失在新长江的水面之下。

孔老师的话有些酸溜溜的味道,但同时也包含着他对美国式民主的认识中存有理想主义,他不知道,美国的穷人、没有文化的人懒得理睬投票这件事。有时候,我自己对民主的理解也是那样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标称权力来自普通大众,但这其中也有缺乏诚信、大玩文字游戏的成分。不过,就算我再愤世嫉俗,我还是觉得在诚信的缺乏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涪陵的生活让我认识到,民主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容忍。
跟孔老师交谈之后,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在美国的民主体系中的参与情况,才意识到自己的参与是多么的肤浅。我从未参加过具有决定性质的投票,今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选举结果根本不是靠一票来定胜负的。在一些游行示威中,我从未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也没有通过写信或者提醒媒体的方式来对某些不公道行为做出反击。我在美国民主体系中的角色大致是这样的:无所谓地投票,被
动地接受结果。然而,我并没有感觉到特别地渺小,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角色来自我自己的决定,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无法忍受,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参与度。在以往,我只不过选择了不参与,而这样的选择本身跟任何积极行为一样,都是一种民主
在涪陵,这些民主选项非常难于判断,而持异议的代价又非常巨大。或者说,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读过一些中国异已分子写的文字。诚然,我在涪陵没怎么遇到这样的人。更多的是孔老师这样的人,他们对民主观念似乎不怎么感冒。当然,这样的人天生就是中国制度下的副产品。不过,这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他们对自身的能力几乎没有任何信心,因而创造出了中国这样的体制。至于谁先谁后,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人,却很难说清。不过令人惊奇
的是,大多数涪陵人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而同时又没有因此感觉渺小。他们选择漠不关心,这跟我在美国的感受相差无几。

张书记引导着会议室的仪式。他遵循着电视上直播的哀悼仪式,严格地要求着老师和学生们:人民大会堂的政要们起立,我们就起立,他们敬礼,我们就敬礼。我们慢慢地弯下腰,行了三个鞠
躬礼。然后,张书记让我们坐下,继续观看哀悼致辞。
江泽民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哽咽了,他一边擦拭脸上的泪水,一边不停地抽泣。我看见,几个学生跟着哭了起来。后排坐了几个低年级学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但他们保持着安静,大部分人都很严肃。十分钟之后,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从我公寓楼的后面传来了工人们正在修建学生宿舍的声音。在我看来,在为邓小平举行的所有悼念仪式中,他应该会对这个最中意—伴随着锤子敲打的叮当声,又一栋大楼即将在中国拔地而起

“有两个人可以开船,”他说,“我开不来,但两个人会开就够了——一个开船一个休息。你知道吧,开船比开车辛苦得多。开车只需要学上两三个月就行了,开船啊,学上五年才可以考试。考个驾驶本要花一万多块。之所以那么贵,那么麻烦,是因为如果开
船出了差错,麻烦就大了。
“不过,如果熟悉水情,三峡也没有啥子危险。当然,如果不懂,那就难开多了。不过,我们都走过好多次了。走来走去,也没有啥乐趣了。风景确实好看,但我看过太多、太多遍了。”
他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船员,在很久很久之前写过的几句话:“我掌握了这条河的语言,就像熟悉字母表一样逐渐熟悉了岸边的每一处细节,有了真正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所失去的,此生难以挽回。在这条壮丽的大河上,所有的雅致、美丽、诗意全都不复存在!”
毫无疑问,马克·吐温为密西西比河上修建的丁字坝扼腕叹息过,可他要是看见长江被巨大的混凝土水坝缚住的话,会更加悲伤不已。不过,这个涪陵船夫总归只是个船夫,他感兴趣的是运货……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类工程具有两面性。这个国家有数千年驾驭和驯服河水的历史—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具有这样的历史记录,可以把一条条大小江流成功地加以持久利用。四川中部的都江堰,设计巧妙,修建于两千三百多年之前,时至今日依然正常地发挥着灌溉功能,把成都平原变成了全国肥沃的鱼米之乡。此前,长江也曾被驯服过,纵使规模较小。1981年,在目前修建的
三峡大坝下游,人们修建了葛洲坝。
不过,在河南省发生的是历史的另一面,1975年的暴雨使得六十二座大坝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溃决,死亡人数达到了二十三万尽管那次灾难的规模非同寻常,但工程质量之低劣却并非异常:自1949年来,中国共有三千二百座大小水坝溃决。就本世纪而言①中国的大坝溃决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七,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比例为百分之零点六。

一股冷风顺着长江河谷走廊横扫过来,几个工作人员在快餐桌子边上挤成一团,一边冷得发抖,一边喝着热茶。每天,他们都要密切地观察长江,记录江水的水位。无疑,他们盼望着水位上升,因为只要江水淹没了题刻,他们就可以回到城里,坐在室内办公。对他们来说,石鱼的重现只不过喻示着在寒冷的日子里被遥遥无期地流放到江上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这倒是恰如其分,因为好多题刻都是由犯了各王法而被流放到涪陵的官吏留下的。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惩罚之到这座孤独而又偏离帝国腹地的江城任职,既中断了对外联系，又远离了文明世界。其中一段题刻甚至误用了一位已经驾崩的帝的名号。皇帝驾崩的消息迟迟未传到长江这一带,当地的官吏也就不知道,他们已经是新的统治者的臣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