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乘坐游客专用船游览了大宁河，收费标准为八十元，船上配了一个导游。我们付了钱，他也让我们看了那些山形八戒拜佛、龙头、马屁股、睡美人等。其他游客都是中国人，他们一边在支离破碎的崖壁上辨认各种形状，一边兴奋地大喊大叫。这在中国的每一个自然景点已经成了俗套，自然界如果不跟人找到某种结合点就一无是处。一座山要么长得像什么，要么某人写过一首什么诗词，要么有过一个远古的传说，这一切都让岩石具
有了生命。

1980年，邓小平掌权后，取消了这一战略项目，很多曾经的线建设项目以这种方式进行了转轨。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不断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说，把兵工厂放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实际上也起不到多大的防护作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三线建设项目成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在有些年份，花在这个项目上的经费占到了国家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五十。从来还没有哪个大国如此大规模地对经济结构进行过重组一就连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一有人因此估计，三线建设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程度超过了“文化大革命”。

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历史教他们学会了坚忍。……对于这一切发展变化，你只有接受它，适应它，因为你无法控制。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就越发现这实际上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回应。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外国报纸对此项工程刊登了许多尖锐的评论,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也有一些愤怒的批评声。然而在大坝将会造成直接影响的涪陵,却看不见任何不快的迹象。在我居住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到哪个人对三峡工程有过不满,倒是听到他们对其他的敏感议题发过牢骚。

不过,涪陵缺乏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感,孔老师的话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教导人们,要尽量少掺和公共事务,同时,也伴随着对于公共事务缺乏了解意识。对于当地的重大事务,涪陵的人们没有渠道获取可靠的信息,再加上对公开抗议活动的严格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主动要求得到这样的信息。

每一条江河除了长度、宽度和流速，都有自己难以捉摸的个性，涪陵的这两条江性格迥异，它们的对话只局限于交汇处那一条简练的水线。长江被人化了——被开辟了航道、留下凿痕，被截流改道、筑起了大坝；浅水区设了信号浮标，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污浊的浪尖涌动。它去往上海。乌江——清澈、碧绿、人迹罕至——来自崇山峻岭。一条江讲述源流，另一条展望归途：这正显示了它们在个性上的巨大差异。气势雄伟的长江仿佛去向某个要地，而乌江窄窄的激流则来自某个神秘的荒野之地，那些若隐若现的群山好像在说，它将坚守所有的秘密。你可以钓上一整天，但乌江会让你一无所获。

长江沿岸有着丰富的历史，根本无法幻想哪里还有人类未曾涉足的大自然。每一块岩石看上去都像某样东西，每一条支流都充满了传奇，每一座小山都饱含着往日的故事。正是有了这样丰富的历史，你根本不能说新建的三峡大坝是一种纯新的违背自然之举：王昭君曾经把家乡的那条小河变得香气四溢，现在，李鹏和他的工程师们不过是把他们的江河变成电力而已。就连文物古迹白鹤梁最开始也是一种破坏性的艺术——唐代的船工们在那一大片无辜的砂石上留下刻痕——那么，如果人为修建的大坝破坏的是人为留下的刻痕，那可能也正是恰如其分的。那些凿痕因为船工而存在，正如江河为了人类的诸多用途而存在。
但是，仅仅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而让它停滞不前——把滔滔的河流变成了沉闷的湖泊——带给我的困惑远胜于其他。从自私的角度来说，即将消失的寺庙、大打折扣的风景和背井离乡的移民统统与我无关。最令我困惑的，是那一汪停滞的死水，我可不想看见大宁河、香溪河、长江的水流变缓。无可辩驳的是，它们注定应该奔流向前，那是它们的本质。这些江河充满着力量、生命和激情，但这一切在十年之后将荡然无存。

就本世纪而言，中国的大坝溃决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七，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比例为百分之零点六。

1980年，邓小平掌权后，取消了这一战略项目，很多曾经的三线建设项目以这种方式进行了转轨。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不断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说，把兵工厂放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实际上也起不到多大的防护作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三线建设项目成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在有些年份，花在这个项目上的经费占到了国家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五十。从来还没有哪个大国如此大规模地对经济结构进行过重组——就连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有人因此估计，三线建设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程度超过了“文化大革命”。
尽管规模宏大，三线工程的实施和取消却相当隐秘，涪陵和其他三线建设城镇对于该项目的进展情况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他们知道，那一道道命令来自北京，那一道道命令把上海的工厂迁了过来；他们还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军事，敏感而需要保守秘密。这些东西你是不能打听的，就这样经历了四十年的光阴，人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过问三峡大坝有什么问题。事情就这样，此一时彼一时——就像川东造船厂，搬迁过来是为了建造核潜艇，后来却转型成为了造船厂，也许最后会永久地消失在新长江的水面之下。

涪陵和其他沿江小城还有一层额外的经历，它们是毛泽东“三线”战略的焦点之一，这一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对当地的影响尤为巨大。战略的早期准备工作始于1950年，毛泽东派遣邓小平去了西南地区，对上海的军工企业搬迁到四川和贵州的边远山区进行可行性调查。触发这一战略的是美国的核弹威胁，因为毛泽东一直担心，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非常容易招致来自美国的攻击。朝鲜战争则加快了该战略的实施步伐。最终，中国四分之三的核武器制造厂以及航天工业的一多半被编入了“三线建设”。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毛邓时代的中国》一书中说，这一工程“相当于把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科技产业连根拔起并整体搬迁至1880年蒙大拿州的荒郊野外”。
相比之下，把河流截成大湖看起来不过小事一桩。涪陵的经济多来自当初的三线建设工程，当地人因此对于巨变并不陌生。当地有一家工厂名叫海陵厂，现在生产的是内燃机，最初却是从上海迁来的一家国防企业。在涪陵上游几英里远的地方有川东造船厂，曾经为核潜艇生产配件。当地满大街跑的长安——长久的平安——出租车产自重庆的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最初生产的则是军用枪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