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曾经导致过全国性的灾难和悲剧。从“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有可能变得非常疯狂。但在更浅层的意义上来说，任何转型时期都注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最近几十年间，对社会角色和社会期望值形成破坏的莫过于改革开放。

由于受着传统的集体思想的影响，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更为复杂起来。我在涪陵生活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惊诧于他们对于个体的看法——在我看来，我在西方社会所见和在四川所见之间最大的差异正在于此。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这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每当读到某人关于“文革”中的受难故事时，我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故事通篇充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耻辱感——某个人今天还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风向在一夜之间陡然改变，第二天他就变成了可耻的反革命，被拉到游行的人群中“坐飞机”，双手平展，弯腰低头，十分痛苦。这个风向改变的过程本身并不引人注目——非理性的政治冲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受羞辱煎熬的人数如此之巨，大家一致确信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这无异于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对象突然间崩溃，承认自己有错，又或者说像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自我憎恨，恨自己竟然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人们的内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种指南，使之无法承受类似的事件。

如果某位女子跟已婚男人有了风流韵事，人们会说那个女子“偷人”，或者“偷汉子”。但没有“偷女人”这个说法。如果单身男子跟已婚女子有染，人们会说这个女子“水性杨花”。同样，这个词语不会用来指称男人。因此，就连语言都在捍卫男人，使他们的率性而为不受任何指责。中文在其他很多方面更是显出性别歧视。你如果想把某个女人臭骂一顿，可以骂她是“臭三八”，因为三月八号是国际妇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