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春季,当《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其中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观看碟片,但这次邀请同样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后来,他坦率地跟我们讲,干部们担心外国人会发现观看的碟片是盗版——这真是滑稽的掩耳盗铃,不管走到涪陵的哪个角落,到处都是小摊小贩拿着粗制滥造的《泰坦尼克号》碟片争相叫卖。这部影片如此受欢迎,以致当地的剧院门口悬挂着一大幅标语,既算宣传,也算广告,令人好奇地兼而有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推荐观看《泰坦尼克号》,富通珠宝金行独家赞助

至此,来自系上的指示无疑起到了双重的自毁作用:我们不光知道了他们观看的是盗版影碟,而且还看清师专意欲操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到了何种程度。

从这个方面来说，我的观点自头一年的春季以来改变了许多，我当时对教育体系里接二连三的说教功能感到悲观不已。在一定程度上，走出教室颇有助益——每当我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看着这些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自己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毕业之后又会回到各自的地方从事教育工作。我逐渐明白，尽管政治说教依旧令我心烦，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标语口号不会永远持续——在中国没什么东西会永远持续——但那些受过教育的孩子们却会从中持续受益，不管这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改变。

农民都是这样——想法悲观，迁怒于天气。在涪陵相对较为富裕的郊区，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评论，我以为类似的抱怨是一种谦虚，谦虚下面隐藏着他们的知足而乐。而这也可能是一种迷信，目的是为了避免满招损。中国人对待孩子也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一般不会对孩子过分褒奖，因为那有可能招致霉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