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涪陵生活期间，两个学生去世了，一个学生堕了胎、辍了学，一个学生的父亲去世了，一个孩子去世了，也许更多人的婚姻破碎了。这样的事情哪里都会发生。但我在涪陵花了更多的时间才看清了生活的这一面，因为我这个外国人一开始就被排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当这样的距离不复存在的时候，问题反而更难应对。这样的情形有如凝视一张不带任何表情的空洞笑脸，却突然间发现一生的忧伤其实都凝聚在了嘴角边。

我意识到，涪陵让我始终难忘的一点，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在转瞬间发生改变，今天还是大雨滂沱，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可能又会是阳光明媚。这座城市无法简单定论，我自己的角色同样无法简单定论。说我想把涪陵当成温暖舒适的家的种种努力已经付诸东流当然是错误的，但要说我完全成功了同样也不准确。日子总是有好有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我最喜欢涪陵的原因： 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性的地方，既闪耀着光彩，又点缀着瑕疵，而这样的城市注定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厌倦过这里。

当你弄明白所有事情都还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时候，既会觉得心满意足，也会觉得灰心丧气。

从录像带上看不出来的，还有外国人在中国手持摄影机时所背负的种种包袱。1972年，全中国上下基本看不见外国人的影子，于是周恩来邀请意大利的电影人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前来摄制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遭到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其他保守派的坚决反对，但周恩来相信，西方人拍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肯定能够符合西方人的口味。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充满了同情，但他的作品还是惹恼了政府高官，他们指责他故意把中国拍得贫穷不堪。最经典的说法是，江青特地指出，他在拍摄南京大桥的时候，在前景处有一根当地工人的晾衣绳。
这恰恰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参观完现代桥梁，带着晾衣绳意象离开，让国家露穷这样的事情，只有老外才做得出来。尽管安东尼奥尼极力否认自己有批评中国的企图，但1974年的舆论宣传运动还是把全部焦点集中到了这一插曲上来，进而把它变成了老外来到中国故意寻找阴暗面的经典案例。我在四川和西安碰到过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记忆犹新。所以，当我在涪陵用摄像机的时候，我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有人不止一次指责过我，说我要想方设法拍到当地生活的阴暗面。

我对于参加“和平队”前往中国服务不曾有过任何理想主义的幻想。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拯救什么人，也不是为了在这座城市留下什么不可磨灭的印迹。如果说真留下了什么的话，那么在这两年里，我非常高兴我在涪陵没有建立什么东西，没有组织什么东西，也没有对这个地方有过任何重大的改变。我的身份是老师，而我在课余时间里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了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我的工作范畴仅此而已，我既满足于这样几种角色，也意识到了各种角色所具有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