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年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借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增加最快。…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一帮士绅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但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大声疾呼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 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地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只害自已，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严加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禁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