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

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漫游山林、独善其身。他的品格可以用“内圣外王四个字来刻画:内圣,是说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外王,是说他在社会活动中好似君王。这不是说他必须是一国的政府首脑，从实际看,圣人往往不可能成为政治首脑。“内圣外王”是说,政治领袖应当具有高尚的心灵。至于有这样的灵的人是否就成为政治领袖,那无关紧要。

哲学家说到“宇宙”时,所指的是切存在的整体,相当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惠施所说的“大一”,可以给它一个定义,乃是“至大无外”。因此,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在宇宙之中。当一个人对宇宙进行思索时,他就是在反思。当我们对知识进行思索或谈论时,这种思索和谈论的本身也是知识，它是“关于思索的思索”，这就是“反思”。有的哲学家坚持认为，我们在思索之前，必须先对思索进行思索。

公元5 世纪的鸠摩罗什，是把佛经译为汉文的最大翻译家之一，他说，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一个人若不能自己嚼饭，就只好吃别人嚼过的饭。不过经过这么一嚼，饭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来乏味多了。

有一位禅宗和尚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

《庄子》的《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与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

《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田子方》）。

照道家说，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

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

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

这是很明显的。但是，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

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

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

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

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

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

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

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

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

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

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它不单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比这严肃得多的东西。

正如我的同事金岳霖教授在一篇未刊的手稿中指出的：“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

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显然这个修养过程不能中断，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复萌，丧失他的宇宙。

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摸索着，在实践上他永远行动着，或尝试着行动。这些都不能分开，所以在他身上存在着哲学家的合命题，这正是‘合命题’一词的本义。

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坐在靠椅中，处于人生之外。

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我们常常看到，今天世界上每个政治家都说他的国家如何希望和平，但是实际上，他讲和平的时候往往就在准备战争。在这里，也就存在着名实关系不正的问题。

我们常常看到，今天世界上每个政治家都说他的国家如何希望和平，但是实际上，他讲和平的时候往往就在准备战争。在这里，也就存在着名实关系不正的问题。

尽管中国哲学各家不同，各家哲学无不同时提出了它的政治思想。这不是说，各家哲学中没有形上学，没有伦理学，没有逻辑学。这只是说，所有这些哲学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政治思想联系着，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既代表他的整个哲学，同时又是他的政治思想。

儒家认为，处理日常的人伦世务，不是圣人分外的事。处理世务，正是他的人格完全发展的实质所在。他不仅作为社会的公民，而且作为“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说的“天民”，来执行这个任务。他一定要自觉他是宇宙的公民，否则他的行为就不会有超道德的价值。他若当真有机会为王，他也会乐于为人民服务，既作为社会的公民，又作为宇宙的公民，履行职责。

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格。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这个说法很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王”。照柏拉图所说，在理想国中，哲学家应当为王，或者王应当是哲学家；一个人为了成为哲学家，必须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的心灵能够由变化的事物世界“转”入永恒的理世界。

柏拉图说的，和中国哲学家说的，都是认为哲学的任务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

但是照柏拉图所说，哲学家一旦为王，这是违反他的意志的。换言之，这是被迫的，他为此做出了重大牺牲。

中国哲学以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就是圣人。他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

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

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说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

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亦是无关宏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