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定“民有"与“民享"是必须，而“民治"与否无关宏旨，则开明专制恐怕比民主还更有效率。然而，如果我们服膺杜威的民主政治哲学，则没有“民治”，“民有"与"民享"根本就得不到保障。

与杜威形成对比的，是胡适的民主精英主义。他说"无论在共产制或私产制之下，有天才的人总是要努力向上走的······至于大多数的'凡民'(王船山爱用这个名词)，他们的不向上、不努力、不长进，真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这些“大多数的凡民"，胡适后来干脆以“阿斗”来称之。在他的民主精英主义之下，治国不是阿斗的事，他们只要“民有”与“民享”就可以了。

我们更必须要问以杜威的弟子自居的胡适，究竟是如何诠释、挪用，或误用杜威的自由主义。这就是我在书中所处理的个重要的问题。从杜威的角度来看，“民治”绝对不能只是“手段”。对他而言，“民治”是“民有”与"民享”不可妥协的先决条件。杜威民主理念的可贵，在于他坚持民主不只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它还是一个社会的概念，同时还更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所以他才会说：“民主就意味着人格既是最先也是最终的目的·····它意味着说，不管一个人是多么的猥琐、孱弱，他的人格不能是由人家给予他的，不管那个人有多睿智或多伟健。”

江勇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适在1921年、1922年之间，读了李慈铭的日记以后有感地写下好几首诗。其中一首说。五十一本日记，写出先生性情，还替那个时代，解下片面写生。”这是我写《舍我其谁：胡适》给我自己的期许。做到多少。当然有待学者方家批评。有些读者说我找到了许多新材料。其实，材料固然重要，新观点才是关健。只有新观点才能赋新意予旧材新料。而如何才能赋旧材新科以新意呢?唯一的法门就是新的理论。

阅读的乐趣也同样是无穷的。胡适的藏书，现在已经再度汇集，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北大文库。我们可以想象翻阅胡适曾经读过的书，看他所画的线、所作的眉批，那种如同穿过时光隧道与胡适同游的感觉是难以用文字来形容的。

刘忆斯：您说要研究胡适一定要"假设胡适的假设，求证胡适的求证”，这话说来容易，但实际上除了比胡适还要大胆和小心外，还要通过大量的阅读——不仅要阅读胡适的文本，还要阅读那些影响过胡适的文本。

胡适开山有功，但留下太多未竟之业。这是时事所造的，也是他兴趣转移的结果。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胡适毕生坚持他科学实证的精神，他不能在还没有作校勘、训诂、辨伪的工作之前，就去作综合、解释的工作。套用余英时的话来说，没有先经过"小心的求证”，胡适就没有办法推出他"大胆的假设”。但这是他实证主义的盲点，完全不是杜威实验主义的论点。

胡适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里，对他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作了如下的论定："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就像你所说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也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支配了《红楼梦》研究长达半个世纪时间。

江勇振说，“事实上，有多少认为我笔下的胡适跟他们所了解的胡适不同的人，曾经反问过他们自己是不是结论先行?”
江勇振认为，在不少胡适拥趸的心目中，胡适似乎是终生奉行“温和”、“容忍”、“立异求同”“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和价值谱系”的，他们就是"胡适说过就算主义"的践行者。

而就近年来对胡适的过于神化、圣化，江勇振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除了怀旧的心理以外，这是对以往翻天覆地的政治社会运动、全面丑化民国的反动力。”江勇振说，要研究胡适，就必须先要打破"胡适说过就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