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博客摘录
长期无视社会治理的成本问题，中国经济渐入中速或低速增长时期，不遵循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古训，谁支付社会治理成本？官僚体制积重难返的另一特征，也是经济学家早已看到的，就是官场中人不再考虑社会成本。因为，他们斤斤计较的仅仅是如何晋升。恰如韦伯所言，不论多么优秀的公务员，在这场晋升竞赛之中也逐渐成为猥琐不堪的小人，除非他们离开官场。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症结在于精英失灵——即占据精英位置的人群丧失了感受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同时，那些感受到重要问题的社会成员无法占据精英位置（所谓“精英错位”）。
毛泽东充分懂得民主集中制的逻辑缺陷，因为，一方面，他反复强调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于是，逻辑地，{少数人知道真相}+{少数服从多数}={群体性谬误}。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中，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基本原则之外，必须强调的是另一原则——允许保留不同意见。由于逻辑不通，或许恰好由于逻辑不通，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得以发挥作用。少数保留不同于多数的政治见解但必须服从多数决议。这样的革命党怎样组织武装起义？实践表明，它必须非常地依赖于密谋——全体党员对外保守秘密（即内部政见分歧这一秘密）并且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必须与多数党员一样甚至更加准备为全党统一的行动献出生命。事实上，革命党的生存环境越是凶险，革命党内部就越难以容忍叛徒或可能的叛徒或少数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清党或肃反，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保持革命党的行动能力的组织手段。
知识社会里，不再有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样的非本质性的划分，因为知识社会的财富源泉依赖于于知识如何分工以及每一位知识劳动者掌握的专业知识如何定价。

长期以来,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我不相信任何组织(当然包括政府和企业),我只相信朋友。出书,我不在乎出版社或企业的名声,我只问是否有可信的朋友负责出版我的书。
高速写作的代价是生活很贵,或许是我家“小李”能支付的最贵的那种生活(大约七倍于书的版税收入)。我的朋友都知道小李对我意义重大,他们也常以此嘲笑我。写这部讲义,我们用了四个月时间。第一个月和第四个月,小李带着我住东京一家考究而低调的酒店式公寓。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小李带着我住夏威夷海边一家与东京中城奥克伍德元首饭店有类似格调的酒店式公寓。小李选择酒店式公寓,首先要考察卫生水平—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酒店管理集团的品牌,其次考察公寓内部的厨房设施和厨具餐具的完备程度—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公寓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再次考察公寓附近超市或商场的食材之新鲜程度与各种佐料之完备程度。我和小李在闲暇时间常仔细核对我们在北京、东京、檀香山的生活费用。经验表明,为了接近自然状态的水、空气、食品、衣物等等,我们两人每月平均的生活费用(不考虑居住的成本),北京是最贵的,其次是东京,再次是檀香山最繁华的海滩。我承认,除了食品安全代价极高之外,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也是使北京成为最贵城市的一项重要因素。不论如何,我的意思是,在东京和檀香山写这本书,比在北京成本更低。
敬业的精神,北京当然最差,其次是夏威夷,最好的在东京。我们入住的公寓,小李每天检查卫生,东京的通过率是90%以上,夏威夷的不到30%。国内的酒店,虽然都是五星级,却没有一家哪怕一次能通过小李的卫生检查。在经济学家看来,敬业要求有高工资激励。国内的传统服务业工资,与农民工相差无几,谈不上敬业精神。夏威夷的酒店业和东京的酒店业,雇员工资相差不多,为何敬业程度相差很大?可见,工资激励和消费者的精致程度应联合在一起,才可解释上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