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 High Tech High的主校区中央,任何
人都能迅速察觉这所学校的不同之处。
犹如置身博物馆的展厅,所见之处是各种
各样的“展品”一一机器人、海报、木工制品
以及其他许多无法归类的各类物品,比如横豆
在走廊中的木桥、墙面上巨大的机械装置。这
些都是学生们的成果，作为一所完全采用项目
制教学的学校，大家每天在学校的创造、合作,
都围绕它们展开。
对于到达 High Tech High的访客,很难判断某个时刻是上课时间还是下课时间,学生们坐在桌前对着电脑工作,也有许多人来回穿梭讨论,始终保持着一定音量的噪音,而不存在“45分钟谁异的静谧,10分钟的疯狂与喧嚣”的时间结构。也很难判断谁是老师,因为没有居高临下的讲台,老师混杂在学生之间指导,有时教室里有两位或更多的不同学科的老师,有时教室里没有老师。也无法判断是什么课程,因为项目制使得传统的学科概念不再生效,一个大型的项目必定涉及多种学科。
相比于传统学校,在 High Tech High,一
切都不再是“固定”的,时间、空间、知识
人际关系,都“流动”了起来。表面上看,“有序”与“结构”的东西都被消解了。“因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秩序在变化,所以学校最好不再用工业时代的秩序来规范学生。” High Tech High的
创始人拉里·罗森斯托克( Larry Rosenstock)
说。
风靡世界的教育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
(Most Likely to Succeed)中,这所位于加州圣地亚哥市的学校被塑造为面向未来的教育的典范。该纪录片制片人泰德·丁特史密斯(TedDintersmith)说,他曾经花一年的时间走遍美国50个州,去了200多所学校参观,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教育变革的潮流, High Tech High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因为大家已经普遍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对学校进行彻底变革,如今的学生长大成人之后,就会大批量地被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逼到人生边缘”。
近十余年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涌现出
了一批所谓的“新教育学校”,这些学校在教学法上强调项目制学习、个性化教学,主张要调动起学生内在的创造力和学习欲望,而不是直接给他们知识。萨尔曼·可汗( Sal Khan)这位知名的新教育家总结了指导原则:“孩子们能做到的,远比成年人们以为的要多得多。”
不过这并非新鲜的提法。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介绍,教育理论的历史上素来存在着“教育内发说”与“教育外烁说”两种对立的观念:前者认为教育以自然禀赋为基础后者则认为教育是克服自然的倾向、通过外力强制而获得习惯的过程。这两种教育理论可以用成对的相反概念概括,例如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纪律、兴趣与努力、游戏与工作心理组织与逻辑组织,学生主动性与教师主动性等。
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无论在具体的学校运营形式、教学理念的实践上有什么区别,所有的新教育家们都是“内发说”一派,无一例外。然而在百年前,以内发说为基础的进步主义教育( progressive education)阵营就曾经和以外烁说为基础的学校教育进行过一场“搏斗”，最后以后者的全面获胜告终,这也是今天主流的传统教育制度的思想基础。
早在1938年,杜威发表的《经验与教育》中，他就曾总结当时已进行20余年的进步主义教育实践,提出告诚:“新教育的道路并不是一条比老路容易走的道路,相反,新教育的道路是条更艰辛和更困难的道路。新教育的未来最大的危险是由于人们认为新教育是一条容易走的
道路。”
今天的新教育家们带着内生说的理论“卷
土重来”时,有什么自信可以不重蹈覆缴?
因为时代的条件变化了
这一轮教育改革的背景是科技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人工智能替代人工这一可能性做出的回应,据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报告,从2003年开始,美国的生产力就与就业率没有关系了,换句话说,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需要雇佣更多的人口,因为开始进入自动化时代,体力和重复性的脑力劳动甚至如金融、法律等行业的部分职位,都不再需要大量人工。华伦·贝尼斯( Warren Bennis)讲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他说,未来的工厂里只需要一个人和一条狗人的工作是喂狗,而狗在那儿是要看住人,不让他碰机器。
人类的价值受到挑战,外部化的东西再无法依赖了一一因为机器一样可以提供,无论是体力还是知识,而只有人之为人的根本天性才有最大价值。这与内发说理论十分匹配。而个“未来之人”的典型代表,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正是相信自己远胜过一切成规。
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也给教育提供了新的手段。斯坦福在线高中创始人雷蒙德(RaymondRavaglia)认为,之所以近十年会成为教育科技变革的节点,并不是因为出现了什么新的神奇技术,而是一系列技术开始大规模普及,“至少在美国,对绝大多数学校而言,为学生配备电脑并接入互联网已不是难事,这是新的基础
设施”。
活跃在硅谷的科技创业者马克(MrkPavlyukovskyy)提供了关于儿童使用科技的个立场鲜明的观点,“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充斥着科技的,如果小孩不从小就学着去驾驭科技那他们一下暴露在科技环境当中时一一这一天是早晚的,很可能会被科技奴役”。马克开发了套游戏化儿童计算机学习设备,埃隆·马斯
克给他的几个孩子每人买了一套。
正是因为“科技”在这一轮教育变革中的突出作用,新教育学校也首先出现并发展于科技精英聚集的区域,比如硅谷。受到众多投资人关注的 AltSchool,依托于在线学习平台可汗学院建立的可汗实验学校( Khan Lab Schoo1),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相应的,办学者也发生了变化,许多科技、商业界的人士直接介入学校运营,他们把全新的思维带入到传统的教育界,产生激烈的碰撞,在这些“局外人”自己看来,他们在为僵死的传统教育进行“颠覆式创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而对其他一些持保留意见的人而言,这无非是某种“硅谷锤子主义”的再现—当你手里有一把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像钉子。这把“锤子”,可能是大数据科技,也可能是商业化的组织管理形式。
绝大多数的新教育学校,都是现有“体制”之外的尝试,他们如何作用于整体性的教育变革?新教育家们都声称,教育公平问题是他们的首要关切,他们的学校将从两个方面推进教育公平,一方面是示范性的引领作用,例如 High Tech High 和组埃华学校( The Nueva Schoo1)所做的教学法倡导和培训工作,另一方面则是科技的规模效应,技术精英们相信科技一旦诞生,最终将普惠所有人。但是否能做到,或者仅仅是一种声称,此刻无法得出结论。
无论如何,这一波改革逐渐扩散,成为世
界性的浪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5年启动了“教育2030:未来的教育与技能”项目。在国内,教育部也于2017年末启动了首批未来
学校实验研究课题。近几年,一批如一土学校、
探月学院的创新学校在国内涌现,正在受到越
来越多人的关注。
国际教育是《三联生活周刊》近几年持续
关注的领域,我们每年都以一期封面故事的形
式呈现,从2015年的《去英国读中学:600年
的绅土养成体系》,2016年的《去美国读中学
博雅教育与新精英》,到2017年的《世界上最
好的教育:我们能从芬兰学到什么》。今年,我
们以“未来学校”为话题,关注一批最具代表
性的创新学校。它们与此前探访的各国学校并
非彼此隔绝,而是在理念上相互交融,界限也
时而模糊。这些“未来学校”的未来如何,还
有待时间的验证,但它们做出的教育探索具有
借鉴价值。

我和你在河两岸，但河终有尽头。

我想知道,我们对家的看法到底是不是一种幻想、一种迷思。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这种迷思的受害者。我想知道,我们对根的看法,是否仅仅是我们所执着的虚幻
而已。

——上周末,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在巴黎参加一战停战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时,会见了米兰·昆德拉及其妻子。40年前,捷克当局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迫使他流亡海外。
如今,总理宣布将重新恢复米兰·昆德拉的公民身份

我批评自己生活过的这些国度,是出于爱而不是恨。这些国家是复杂的,它们的历史也并不简单。每个国家都相信自己最好的一面,相信它们璀璨的文化,然而每个国家都有过血腥的征服与暴力。如果我们爱自己的国家,我们不能只唱赞歌,而是要敢于揭露真相。

人生主要就是死死生生;普普通通的奇迹和普普通通的灾难。始于生长的白色魔术,然后是这条路尽头的另一种魔术—黑色魔术,同样的奇特,同样的忙乱,同样的凭空而来。

—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经历》

这么一看, “未来已经到来, 只是尚未普及” 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 未来可能躲了在角落里, 也可能被我们忘记, 也可能写成了没学几个人能读懂的拉丁语。不是未来辜负了我们, 而是我们自己辜负了未来。

从术末选缝线还是选钉皮机, 到PHP和Python谁是最好的语言, 再到搞科学的选择信仰牛顿还是信相对论, 技术和思维选型其实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理性。山东一群赤脚医生用抗生素痢特灵 “意外治愈” 胃溃疡时, 也想不到十几年情后居然真的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当几位美国科学家“首次发表”多层薄膜电介质反射镜时, 俄国和英美的制镜工们已经躲在山顶好久了。以至于美国科学哲学家科恩吐槽说, 范式转换没有什么算法, 科学工作者们在两堆干草间选择时, 其实是个社会心理学过程,总得行业大牛一番吹拉弹唱,大家才磨磨蹭蹭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