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于公元前二世纪发明了纸。最初纸是用来包装而不是书写的。正史里曾有记录,有个杀人犯在公元前12年用纸包的毒药自尽了。在悬泉出土了一些年代最早的纸张残片,年代为公元前一世纪。这些纸片
上写有药名,这证实了纸张最早的用途是包装。

这些探险家,以及很多后来者,揭露了黄沙掩埋的历史遗迹。首先他们发现的考古证据表明,长途陆路贸易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早在公元前1200年,生活在新疆的人们就已经把货物送到了中原地区。当时,
商王朝(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统治着黄河下游谷地,使用着现存最早的汉字。在商王妃子妇好的豪华墓葬中,发现了一千件以上的玉器,有些是用和田特有的羊脂玉做成的。在中亚,特别是同时期的哈密五堡遗址发现了大量贝壳,证明该地区与沿海地区存在贸易。这里所说的沿海有可能是东方的中国或南方的印度,亦或是西方的地中海。
第二,探险家们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曾经在这一地区生活。举例来说,新疆和甘肃有一些遗址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之后,干燥的沙漠气候保存了大约500具干尸，其中很多男性身高超过一米八,比他
们同时代的中国人要高出不少,这些尸体同时还有许多非汉人而更像是高加索人种的体貌特征,比如浅色的毛发和皮肤。学者们从他们的外貌推测,很多行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并定居在其周围绿洲的人的祖先是印欧语的使用者。语言学家们相信这些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间从他们的老家,很可能是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移居至古代的印度和伊朗。有些尸体穿着羊毛织物,这些织物的图案跟公元前两千纪爱尔兰的织物很像,这增加了这些人是印欧人后代的可能。有些学者推测这些人操吐火罗语,一种我们在第二章会详细讨论的印欧语。然而由于这些墓葬均未出土文字资料,我们无从知晓这些人说什么语言。此外还有与北方民族贸易的发现。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 Pazyryk)遗址年代为公元前五世纪。该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中国的铜镜和丝绸。在吐鲁番,有一件同样来自公元前五世纪的类似织物,在褪色了的黄丝绸背景下绣了一只漂亮的凤凰。这些发现表明,陆路贸易在公元前好几个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没有文书告诉我们是谁、为了什么带来了这些货物。

即便是有中国驻军的时期,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罗马帝国时代中国与罗马有所往来。与一般的看法相反,罗马人从未用金币直接购买过中国丝绸。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金币是拜占庭的苏勒德斯金币( Solidus),同时发现的还有许多仿制品。这些金币来自六世纪的墓葬,此时距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迁都君士坦丁堡已经很久了。

在唐朝,当中央政府铸造不出与其开销等价的铜钱时,丝绸便有了另一种重要的功能。当时政府承认三种通货:铜钱、谷物和丝绸。因为货币短缺经常发生,而谷物又容易腐烂,很多交易是用成匹的丝绸完成的。很多西北地区的军饷是丝绸,因此丝绸在西域广泛流通。当士兵在当地市场购物时,贸易便兴盛起来。但当国内叛乱威胁到皇帝使他不得不把军队召回勤王时,贸易便急剧衰落。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个晚近的发明。生活在这些商路上的人们并不使用这个词。他们把这条路称做撒马尔罕道(或者以另一个主要都市命名),有时称之为(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道”或者“北道”。到
了1877年,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 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才造出“丝绸之路”这个词。此人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他于1868年至1872年间在中国工作,调查煤矿和港口,并绘制了一套五卷本的地图集,在其中第一次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名词。
丝绸之路这个词甫一出现就被看做是一条商旅往来不断的笔直大道,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是这样。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从来没有发现过一条有明确标识的、横跨欧亚的铺就好的路。跟罗马的阿庇亚大道完全不同,丝绸之路是一系列变动不居的小路和无标识的足迹。因为并没有明显可见的路,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领,路上如果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

本书从公元二三世纪讲起,这是目前可见中国与西方第一次发生接触的年代,一直讲到十一世纪初为止,即敦煌和于阗出土文献的年代下限。本书按照时间顺序推进,每章研究一个不同的有文献出土的丝路遗址。尼雅、库车、吐鲁番、敦煌、和田在中国西北。撒马尔罕在乌兹别克斯坦,附近的穆格山遗址则跨越了边境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第七处是唐朝首都长安,在今天中国中部陕西省境内。

第一章从尼雅和楼兰两处遗址讲起,这里都出土了大量文献,记载了当地人、中国人以及一群从今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健陀罗地区迁来的移民之间第一次长久的文化接触。这些移民引入了自己的文字,带来了用木制文书保存书面记录的技术。他们同时还是第一批进入西域的佛教徒。虽说佛教戒律规定僧尼都要独身,但尼雅的很多佛教徒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住在寺庙中,而是结婚生子与家人一起生活。

第二章的主题是龟兹(今库车)。这里是中国最著名的佛经译师之鸠摩罗什(344-413年)的家乡,是他首次把佛经译成了易懂的汉语。鸠摩罗什从小讲龟兹的当地语言长大,孩童时期学习梵语,在被抓到中国做俘虏的十七年间学会了汉语。龟兹语文书的发现还引发了一次长达个世纪的激烈争论。在争论中,语言学家们试图解释为什么西域某个
民族所操语言与这一地区的其他语言差别如此之大。

在丝路往来的高峰时期,粟特人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来族群。很多粟特人定居于丝路北道的吐鲁番,从事各种职业,包括农民、客栈老板兽医、商人等。而吐鲁番正是第三章讨论的中心。640年,唐朝军队攻灭高昌国,所有高昌人都被纳入唐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吐鲁番极度干燥的环境保存了一大批反映丝路日常生活的文书。

第四章主要讲粟特人的老家,即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撒马尔罕及其周边地区。虽然中国有着不欢迎外人的名声,但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中,特别是撒马尔罕陷入穆斯林军队之手的712年之后,大量外国人涌入了中国。

第五章所讨论的唐朝首都长安(即今西安)的外国人墓葬可以说是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从伊朗世界来的粟特移民带来了自己的祆教信仰。祆教徒在火坛边朝拜并向神献牲,死后由亲人为其料理后事:尸体要曝露给动物,等尸骨上的肉被吃净后再下葬,因为肉被认为会污染大地。尽管大多数粟特人信奉祆教,不过在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生活在长安的几名粟特人却选择了汉式葬仪。这些墓葬中所描绘的祆教阴世比伊朗世界中留下的任何艺术品都要详尽。

第六章讲敦煌藏经洞。这里的约四万件文书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宝藏之一,其中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金刚经》。虽然藏经洞是一座寺院的储藏室,但洞中所藏远不止佛教材料,因为在佛经的背后写着很多其他类型的文书。敦煌洞窟的壁画是中国境内的佛教遗址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这些璧画由当地统治者出资请人绘制而成,见证了统治者以及当地人的虔信。尽管敦煌人创造出了这些杰作,但他们不使用钱币,而是用谷物或者布匹付账。八世纪中叶唐朝军队撤走之后,整个西
域都是这样。

敦煌的统治者与和田绿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后者则是第七章关注的焦点。和田位于丝路南道尼雅以西,几乎所有现存文书都以于阗语写成,这是一种有大量梵语借词的伊朗语。于阗语文献发现于敦煌以及和田周边一些地方。奇怪的是,在和田绿洲本身并未发现任何这类早期文书。这些文书包括语言学习的辅助材料,它们展示了于阗人是如何学习大多数寺院中使用的梵语以及在西域广泛通行的汉语的。于阗在1006年被征服,是今天新疆最先皈依伊斯兰教的城市之一。游客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今天的新疆依然由穆斯林占主体。本章的最后概述了伊斯兰教到来之后该地区的历史和贸易状况。

综上所述,本书的目的是描绘每个绿洲,简述贸易的性质,最终讲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丝路故事,一个常常被写在“废纸”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