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之后,丝路经济大幅下滑,但使臣依旧往来如常。于阗的七王子使团无法完成旅程,因为敦煌的统治者怕路上危险不允许他们离开。使团成员开始随意地把丝绢、羊甚至羚羊皮换成当地产的物品以维持生计,甚至于阗王子们也不得不贩卖玉石换取盘缠。
记录七王子困境的文书只是四万多件敦煌藏经洞文书中的沧海一粟。藏经洞封闭于1002年之后不久,成为了记录丝路多元文化的时间胶囊。收藏这些文书的僧人自然收集了自己宗教的文书,但他们也保存了
所有大大小小的纸片以备不时之需,他们所收藏文书的语言包括梵语、于阗语、藏语、回鹘语、粟特语,所涉及的宗教包括摩尼教、祆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金刚经》是藏经洞中最有名的文献,因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纪年的印刷品。但其他文献也许更不寻常,比如那件纸折的护身符,上面写着希伯来语《圣经·诗篇》的选段,还有那件用汉字音拼写的粟特语赞美诗的摩尼教文书。藏经洞代表了对不同宗教的包容,而这正是丝绸之路这段近千年历史的突出特征。
封闭藏经洞的僧人并没有记下这样做的原因,但他们肯定听说了与敦煌同盟、信仰佛教的于阗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之间的战争。即使1006年于阗的陷落没有直接导致藏经洞的关闭,但该事件却将西域
地区引入了伊斯兰化的新时代。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每个绿洲都变成了独立的伊斯兰小国。一小部分人曾去麦加完成了朝觐,他们回来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旅行家还在试图穿越这一地区。在马可·波罗鄂本笃的描述中,这些地方既单调又闭塞,与早前的国际化氛围大不相同。
1895年,当斯文·赫定第一次探访塔克拉玛干时,就进入了一个欧洲人全然无知的偏远世界。多亏这一地区的干燥气候,赫定、斯坦因等人才能发现伊斯兰教到来之前的各种文书文物。今天,同样的自然条件
依旧吸引着游客来这里一睹那个曾经兼容并包的世界的风采。

两个多世纪之后的玄奘在翻越山口时有很多同伴死于寒冷，他自己也被洗劫一空,甚至连衣服都不剩。玄奘还遇到过忙于分赃无暇偷他的匪徒。他很罕见地讲了很多盗贼的事情。尼雅文书中曾记载携带珍珠镜子、丝绸或羊毛料子以及银饰的难民遇到窃贼,但并未说明罪犯是谁。敦煌的一副壁画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商人被武装匪徒劫持的场面,后来观音菩萨解救了他们。
玄奘这样的僧人是最重要的翻译家。他们摸索出了一套把梵文术语音译为汉语的方法。汉语吸收了约35000个新词汇,一些是佛教专门术语,一些是日常用词。操不同语言的人常常在丝路上相遇。有些人,比如鸠摩罗什,从小就讲好几种语言。其他人则需要在长大以后学外语。考虑到当时语言学习材料之少,这肯定是个比今天更痛苦的过程。
通过保存下来的常用语手册可以看出外语学习者的身份和目的。梵语因为于公元一千纪在寺院中通行,总能吸引到学生。但是于阗语、汉语和藏语就不是这样了。755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佛教徒从于阗和藏地出发经敦煌去山西五台山朝圣。也有人向相反的方向走,前往一直以来的佛教学问中心—印度那烂陀寺。
丝路上除朝圣者外,还有统治者之间互派的使臣。这些使臣在文书中留下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清晰的足迹。他们带给其他统治者礼物和信件,并把自己国家的信息告诉对方,返回后再把路上得知的情报汇报给
本国君主。其中有些人肯定是间谍。
从敦煌附近出土的悬泉汉简中可以看到,公元前后汉朝与西方统治者定期互派使臣。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外交人员继续在丝路上穿行。在丝路的高峰时期,所有强国都互派使臣。中国使臣去往撒马尔罕,粟特使臣前往中国。手中满是自己国家特产的使臣在撒马尔罕的阿弗拉西阿卜壁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丝路贸易最详细的描述之一来自遗弃于敦煌之外的一个邮包中保存的八封粟特古信札。这些信件年代为313或314年,其中提到了羊毛、亚麻、麝香、铅粉(化妆用)、胡椒、银等具体商品,可能还有丝绸。商品量都不大,从1.5公斤到40公斤不等,是适合商队进行的小额贸易。
商队经常在陆路穿行。在古信札第3号中,一位名叫米娜的粟特女人因为丈夫行为不当而被困在敦煌,她说自己曾有五次机会离开敦煌，为了生计最后不得不带着女儿一起放羊。粟特人定居中国之后的职业选择很灵活,有人种地,有人做手艺人,有人做兽医,也有人当兵。
古都长安也因其丝路艺术而闻名。最集中的发现当数何家村遗宝，其中有结合了中国和西方特点的金银器共一百多件。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这些物品都是本地制造的,要么出自客居中国的粟特人之手,要么出自学会了粟特样式的中国工匠之手。只有珠宝肯定是进口的。这些珠宝很轻便,很容易通过陆路输送进来。
与其他难民一样,粟特人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带到了中国。他们放弃了曝露死者之后将其遗骨收殓至纳骨器中的习俗,接受了汉式葬俗,把死者埋入带斜坡墓道的地下墓室中。在西安和中国其他一些城市,考古学家们发掘了多座饰有祆教死后场景的墓葬,其中一座还有汉语粟特语双语墓志铭。
西域的每个地方都有多个移民聚落,很多都延续着母国的宗教习俗与难民出于无奈背井离乡不同,宗教学习者为了学到更多东西而上路,教师们在能够吸引学生的城镇中定居。最详细的旅行记录出自经海路或陆路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之手。他们生动地描画了路上的危险。公元五世纪初,与法显同船的旅客差点把他扔下船去,只是由于另一名同船旅客说如果把法显扔下去就告发他们才没有这样做。

对贸易的最坚定支持者也许认为更多的让据还臧
现。这种观点让人无从反驳。我们谁能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发现?与此同时,本书对于现有证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因为这是推进对于丝路贸易和丝路历史理解的唯一途径。出土证据因其真实性及一手性在本书中占主导地位:对于贸易的泛泛之谈与商人的税单或过所一比就黯然失色了。诚然,证据并不总是充分而且经常缺乏关键的部分,但因为这种证据在许多不同的地点均有发现,因而使得小规模贸易的图景显得更加合理。
虽然贸易有限,但因为各色人等沿着不同的路线穿行于中亚,东西方——中国与南亚,之后是西亚,特别是伊朗——之间的文化交往却非常广泛。难民、画师、工匠、传教士、劫匪和使节都走同一条路。他们有时做做生意,但这并不是他们在路上的主要目的。
往来于丝路上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人群是难民。一波一波的移民把技术从家乡带来,并在他们的新家运用这些技能。经常有人逃离家乡以躲避战争或者政治纷争,这意味着技术的流传有时向东有时向西。造纸和纺丝技术从中国向西传播的同时,制造玻璃的技术刚好进入中国。画师们也在丝路上活动,其家乡的样式和花纹因此随之传播。
第一波进入西域并定居在尼雅的移民来自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健陀罗地区。这些来自印度的难民把怯卢文、书写技术以及带沟槽的木板带给了当地人。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信仰:佛教。早期佛教戒律要求僧侣独身,但有些尼雅的僧侣结婚生子在家生活,只参加寺院里重要的仪式。
中国西部最重要的移民是粟特人,其家乡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及其周边。粟特人在几乎每个中国城市里都有聚落。由粟特头人萨宝监管当地事务。粟特移民中有些是商人,他们总出现在虚构文学中使粟特富商的形象固化为一种典型。

海量财富从中原注入到有大量驻军的西北,这是755年之前盛唐时期丝路贸易繁荣的原因。745年有两批丝绢运到敦煌的军营,总量达到15000匹。据《通典》记载,730到750年,唐朝政府每年向西域投入多达90万匹绢帛,这比任何有记载的个人贸易的交易额都要大得多。正是这种持续的投入支撑了地区的繁荣。755年安史之乱一爆发,唐朝就切断了对该地区的供应,丝路经济随之崩溃。
755年之后,这一地区退回到与之前非常相似的物物贸易。有一名商人在敦煌附近方圆约250公里的小范围内游走,只买卖本地生产的货物,其生意大多是用一种货物换另外一种货物。此人的活动证实了公元800年之后西北的货币短缺。这种低端贸易在丝路贸易高峰经过之后持续了很久。二十世纪初,斯坦因和斯文赫定都遇到过这样的游商。这种交易对于在丝路沿线生活的人们影响很小。种地的人依旧种地,并不购买或生产丝绸之路上闻名遐迩的奢侈品。
本书中的很多材料证明丝路贸易常常限于当地且规模不大。即使是对丝路贸易数量大且频率高这一观点最热心的拥护者也应该承认,丝路贸易常因论据不足而被夸大,对本书所讨论的零星证据或许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但难以否认的是,并没有大量证据支持丝路上曾出现繁荣的大规模贸易。
因为每处遗址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且出土文献语言不同,大多数学者主要只研究一处丝路遗址。他们分别发现自己所研究的遗址中保存丝路贸易的直接证据很少,并长篇大论地解释其原因。本书证明,这种对
贸易的失语广泛存在于丝路遗址的出土文书中。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其原意是要结成一个联盟，对抗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张骞在阿富汗北部注意到那里有中国货物并在归国后把这一发现汇报给了皇帝。很多书都把张骞之行看做丝路开通的标志。但我们要记住,汉武帝派出张骞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不是因为重视贸易。他之前并不知道贸易的存在,而且贸易的规模也很小。汉朝随即派军出征西北并在那里驻扎以防卫北方的敌人。汉朝驻军与当地人的接触有限。中国士兵首次持久地与当地人交往发生在尼雅和楼兰，当地人是来自印度的移民,这是第一章开头部分的内容。
在本书所讨论的每一处丝路遗址中,包括尼雅、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于阗,贸易都存在,但规模有限。年代在三四世纪的尼雅怯卢文书有近千件,只有一件提到了“商人”,这些从中国来的商人经过村子时可以给丝绢估价。往来的商人为数不多,且都被严密监视。地方官员给他们颁发过所,其中列出商队中所有人畜,并按顺序规定他们能去的地方。并非只有中国官员监控贸易,龟兹的官员也做类似的事情。官府作为货物和服务的购买者在丝路贸易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这些地方都有市场,其中本地货物大大多于外国进口货。在743年西州的一座市场上,当地官员记录了350多种物品的高中低三种价格,其中包括硇砂、香料、糖、銄石等典型的丝路商品。店主可以买到各种当地生产的蔬菜粮食以及牲畜。有些牲畜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有各种中原生产的纺织品被运到西北在市场上出售,这是因为中央政府把这些纺织品作为军饷发放给士兵,士兵们再用这些纺织品在市场上换其他东西。

如果通行货物的重量或者往来人数是考察一条道路重要性的唯一标准,丝绸之路曾是人类历史上交通流量较少的道路之一,也许研究的价值不算大。
然而丝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丝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路撒播。他们在丝路上落户并蓬勃发展,与当地人融合,也与后来者同化。这些绿洲
城市有着持久的经济活动,像灯塔一样吸引着人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海而来。丝路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条商业道路,却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条路网是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
严格说来,丝绸之路指全部从中国向西经过中亚到达叙利亚甚至更远地区的陆路道路。这段路从空中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貌。山口峡谷、沙漠中的甘泉这些划定路线轨迹的标志物并非出自人工而是完全源于自然。丝绸之路并非人为铺就的道路,人们到了二十世纪才第一次系统勘查了这里。在公元200年到1000年间,即丝路上汉人活动的高峰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从未说过“丝绸之路”这个词。不要忘了“丝绸之路”这一术语要到1877年李希霍芬男爵在地图上使用时才诞生。这些路线的年代可以追溯至人类起源的时期。人类只要能够行走就可以通过陆路穿行中亚。在遥远的史前时代,人们沿此路迁徙。地区间货物往来最早的证据来自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黄河以北河南安阳的商代墓葬中发现了和田玉。中国、印度、伊朗等中亚周边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在公元前一千纪一直未曾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