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沉默中过了很多年:插队,当工人,当大学生,后来又在大学里任过教。当教师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术性的课程,在讲台上只讲技术性的话,下了课我就走人。照我看,不管干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当然,我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写小说。但是写好了不拿去发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三十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证明我当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会感到无限的幸福。

我把一个咬人的大学生称为人性的教师,肯定要把一些人气得发狂。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个脾气暴躁、动辄使用牙齿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别人的肉体,这一课看起来更有力量。再说,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阶段里,人也不可能学到更好的东西了

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

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但不管怎么说吧,人来到世间,仿佛是来游泳的,迟早要跳进去。我可没有想到自己会保持沉默直到四十岁,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继续生活的勇气。不管怎么说吧,我听到的话也不总是那么疯,是一阵疯,一阵不疯。所以在十四岁之前,我并没有终身沉默的决心。

苏格拉底的话更为直接彻底：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是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苏格拉底还要一些妙论：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宁可做苏格拉底那样的人 自以为自己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无所事事的煎熬。

真正的学问不在于字句上，而在于思想

知识分子的罪名：①亵渎神灵②厚颜无耻
真罪名：①文人相轻，内心压抑，口是心非

首先，不该对别人滥做价值判断。
其次，说话要有凭据。

年轻人从事学术事：要耐得住寂寞

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所以我们绝不可以对善人放松警惕。假如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里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而我就不能原谅自己。如果你要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问：一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我帮助。其次要问问，帮助他们是不是我力所能及，最后我还要想想是否自己于事无补。一般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
综上所述，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如果你劝一位自以为已经明辨是非的人，发展智力，增广见识，他会觉得你让他舍近求远，不仅不肯，还会心生怨恨，不要为这样的小事去得罪别人。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

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
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盖?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几年前,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一本书,送给长者看。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