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化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应当是一方面鼓励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企业兼并，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规模经济；一方面又要挥舞反垄断法大棒，惩罚那些滥用垄断力量阻碍竞争的企业，维持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竞争，没有竞争，市场就会失去活力，而反垄断法规则是市场经济的坚强后盾。当然，这种理想化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和反垄断法规，只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假设。

如果我们接受丘吉尔的看法，承认民主只是与独裁之间选择中的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制度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同样也应该接受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昂格的见解：“就所涉及的社会方方面面而言，与人寿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法治只是从恶劣环境中寻求的最佳结果”，因此，实在没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独立应该理解为一种制度上的独立，即不依赖与任何其他政府部门或党派而存在，理解为对法律的忠诚而非党派政治的顺从。法官并不完全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凡脱俗之辈，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受各种思潮观念渗透和影响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学，它们构成了其理解和解释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观中立的法官只存在于书生的法律王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