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既没有君主的约束，也没有教会的规定，凭着财富生长起来。它雄心勃勃地扩展边界，现在的大伦敦地区距1580年的城门，在各个方向扩展了岂止三英里，而是二十英里。
……
那些和伦敦一样的其他城市，在君王、教皇或者主教的统治缺席（或是从中解放出来）的情形之下，蓬勃发达起来。
……
君主的首都和商人的城市，这两种极端的形式，概括了政治和经济学研究中一再重复的理论，即专制统治会抑制经济发展，因而限制了城市的生长发育。例如，法国的哲学家孟德斯鸠比较了共和的荷兰和宪制的英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在波旁专制统治下法国经济的萧条，并得出结论：

在帝王那里找不到伟大的商业企业家，而在共和国政府那里就可以……更伟大的事实是关于在这些国家拥有财产（鼓励商人这么做）保证了每件事……确保他们已经获得的，为获得更多而大胆地去冒险……普遍规律是：在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劳动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已得到的而不思进取；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则更多的是进取而不是固守已得到的。

孟德斯鸠的这段文字写于1748年。亚当斯密在1776年脉络相似地写道：
在那些有相对安全的国家中，每一个具有常识的人都会努力使用他自己能够支配的任何资源……而在那些不幸的国家，人们一直被上层阶级的暴力恐怖所笼罩，他们常常是隐藏自己的大部分资源……在他们受到各种灾难的威胁时，他们认为自己一直暴露在灾难面前。

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现象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专制的君主（和政府）相信只有他们才能保证王国的繁荣；维护他们的地位是头等大事，并且在对付反对其专政方面花费了大量资源，和他们所掌握的资源不成比例。他们在国内限制自由，又在战争上为所欲为；他们建造矫饰的宫殿，过着奢华的生活，这一切都依靠苦不堪言的税收来付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