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对这两个道德暴力案件的赦免最终对于政权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个层面上,国民党政权能够在特赦中施展它的行政力量,主张它新生活政权的地位,这一政权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道德权威和武侠精神的基础上。政权利用特赦,把复仇者阐释为象征着“国粹”的新生活的英雄,他们的暴力复仇的行为能够给国家带来秩序。这些特赦还成为了政权用以展示其更高权威的“党义”的机会,并借此把自己描述成能够最好地传达大众情感、最能确保对正义的追求和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的力量。

然而,虽然这两个案子给政权提供了巩固权力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对这些暴力的认可也产生了也许令政权意想不到的后果。特赦的过程显示,凶杀案给政权内外的各种团体和组织提供了机会,让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往往以牺牲中央政府为代价。市民团体把特赦作为申张他们自己的体制性影响力的机会。而表面上顺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客个人也抓住这次机会为他们达到个人目的创造空间。由于这些特赦令承认了公众团体所发出的请求的权威性,它们无疑给舆情赋予了力量,并使之与国家权威相区别开来。

尽管晚清时期的现代暗杀明确地指向清朝的国家政权,但到了民国时期,这一行为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象征意义。政治暗杀不再有反国家的意义,而与政权自身联系了起来。学者们很早就发现,蒋介石有意识仿效着欧洲强大的法西斯政权来塑造国民党政权,这类政权都明里推行军国主义,暗中则制造着国家恐怖(比如方德万[ Van de Ven]1997)。像它的欧洲同伴一样,中国的政权试图制造恐怖的气氛,展览国家的控制力和暴力,并把它作为引人注目的权力的标志。它毫不犹豫地指使特务去暗杀那些它认为是阻碍了强有力的国家统治的政治敌人。

国民政府的话语中频繁地显露出两种需要之间的特殊冲突—民族国家既要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持续不断地发展和前进并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历史目的,又要把这个不断发展进化的实体落实在一个恒常不变的、永久的本质中。巴沙·查特吉( Partha Chatterjee)(1993)讨论了被殖民的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民族国家既看成一个在领土主权和政治定义上“现代的”国家,又看成一个在本质性的民族性格上“传统”的国家。查特吉( Chatterjee)以印度为中心,描述了男性民族主义者如何把真实的、纯洁的印度妇女变成了国家本质的典型象征。这些“纯洁的”印度妇女象征了一个内在的、精神性的领域,它隔绝于殖民者的存在并且不受他们的玷污。受这些理论家的启发,中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和性别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家们也把现代国家的进步和不变的永恒本质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放置在了女性的身体中(比如杜赞奇 Duara1998)。尽管他不像印度的民族主义者那样把“家”和“家庭”神圣化,但他们确实对中国的妇女予以认可和褒扬,因为她们将自我牺牲的女性美德重新定位并导向了为民族国家服务的公共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