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本书中,我不再追问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这一问题,而转向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批判性的政治参与是以什么形式发生的?我试图说明,历史地来说,情感的道德真实性往往成为了比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理性沟通方式更为强大的规范性力量,驱动着集体的政治与。在20世纪中国,集体情感主义被证明是一种有力的、然而没有保障的、对于威权主义统治的解药。公众同情,特别是当它被自发地表达出来时,经常能成功地唤起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有力批评。然而同时,他们也容易被操纵,并以一种可能导致灾难的方式爆发出来就这些矛盾而又深刻的后果而言,对30年代城市消费社会中兴起的、建立在“情”之上的公众进行历史审视,对于我们理解道德情感如何塑造了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的政治参与方式仍是有意义的。

通过指出以“情”为根基的公众在现代中国的兴起,我并不是要表明中国对于西方的规范来说是一个特例。实际上,我的研究的另一个中心意图是从中国这个角度切入对现代性的普世主义叙述的解构,这一叙述在以“理性”为根基的公众中间仍然十分流行,这一理性公众在社会理论和学术研究中经常占据主导地位,并且经常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在应当是重新思考这一“理性”公众的时候了。正如传统儒家思想家所作的关于社会政治和谐的思考,我们难道不应该对情感领域如何使现代亻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进行更多的批判性思考吗?施剑翘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现代的女侠,展示了独特的“中国特色”。然而,正如本书开篇所说,熟稔媒体的女人和由大众参与的女性激情案例的出现并不仅限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同样,施剑翘案中展现出来的令人吃惊的公众激情的批判能量也许给现代中国之外的历史进程以更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