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总结,艾希曼庭审中语言连贯上的无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说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之间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 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许跟四十年后的波尔布特一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问题上,阿伦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
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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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艾希曼有事业心,并且迫切希望获得晋升,但他不会通过杀掉上司而谋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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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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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现实、停止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灾难可能要比这个人自身具有的所有罪恶动机加在一起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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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个迄今为止尚不明确的罪犯类型的定性更加令人头疼的,是对犯罪行为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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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消除“此类暴行只可能发生在外邦民族或者异端种族身上”这类偏见。暂且不说希特勒通过对“患有不治之症者”实施“安乐死”开始公开进行大规模屠杀,目的是用“患有先天疾病的德国人”(心脏病人和肺病患者)来结束这场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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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现实、停止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灾难可能要比这个人自身具有的所有罪恶动机加在一起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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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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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审判的是他的行为,而不是犹太人的苦难,不是德国人或者整个人类,更不是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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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要求最大程度的回避,允许悲痛但不要愤怒,杜绝成为万众焦点的那种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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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际法庭很可能不会指控艾希曼“对犹太人民犯罪”,而是控告其在犹太人身上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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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体制在受害者被绞死前摧毁其身份,就可以最好地奴役、压制其整个民族。没有什么比让这些人像木偶一样自己去受死的过程更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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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道:“全部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真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话,的确会乱成一团、惨不忍睹;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数目也就不可能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