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不说希特勒通过对“患有不治之症者”实施“安乐死”开始公开进行大规模屠杀,目的是用“患有先天疾病的德国人”(心脏病人和肺病患者)来结束这场杀戮;更加昭然若揭的事实是,执行屠杀的原则十分随性,只依照历史数据而定。不难想象,在未来可见的自动化经济时代,人们会禁不住诱惑,对智商在一定水平之下的所有人斩尽杀绝。

如果人们把这个被告当成一个标志,把这场审判当作一个借口,目的是要谈论看似比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的问题更为有趣的事情,那么,人们必须得出结论并且承认,艾希曼和他的辩护律师的说法是正确的:他不得不忍受,因为人们需要一头替罪羊,不单是为了联邦德国,而且还为了整个事件,为了这件事促成的结果,为了反犹主义和极权统治机器,为了人类和原罪。

这里要处理的既不是犹太民族有史以来遭遇的头号灾难史,也不是要陈述极权统治制度或者追溯德国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一段历史,更不是要撰写一篇关于恶的本质的学术论文。每一场审判的中心,都是被告这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人有他自己的故事,是一个糅合了各种属性、特征、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独一无的合成体。
除此之外的一切,比如犹太民族的流散历史、反犹主义或德国民众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或者当时的意识形态、第三帝国的统治机器……只有当这一切为审判提供背景、能够再现被告犯罪的具体情境时,才能左右审判。被告没有涉及的事情或对他从未发生过影响的事情,法庭审判必须不予考虑,庭审报道也必须不予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