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叙事自我宁可在未来继续痛苦,也不想承认过去的痛苦完全没有意义。最后,如果我们想把过去的错误一笔勾销,叙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节中安排某个转折,为错误注入意义。
于是我们知道,“自我”也像国家、神和金钱一样,只是虚构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系统,会丢下我们大部分的体验,只精挑细选留下几样,再与我们看过的电影、读过的小说、听过的演讲、做过的白日梦全部混合在一起,编织出一个看似一致连贯的故事,告诉我们自己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哪里。正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自己该爱谁、该讨厌谁、该怎么对待自己。如果情节需要,这个故事甚至可能让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类别:有些人活在悲剧之中,有些人上演着永不完结的宗教戏剧,有些人的日子过得像部动作片,也有不少人过着喜剧人生。但到头来,一切都是故事。

政客再次决定,最好继续战斗,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
但我们不能只怪政客,民众对战争也是一路支持。就算到了战后,意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所有领土,意大利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仍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同伙,这些人的选举要求正是要为所有意大利人的牺牲取得适当的赔偿。承认一切是白白牺牲,政客要对这些人的父母开口已经很难,但对父母而言,自己承认事实更为困难,对受害者来说则是难上加难。失去双腿的残废士兵宁愿告诉自己“我的牺牲,都是为了能让意大利民族永存的荣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没了腿,是因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
活在幻想里是一个更为轻松的选项,唯有这样,才能让一切痛苦有了意义。

早在几千年前,神职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原则,许多宗教仪式和训诫都以此为基础。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比如神或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牺牲令人越痛苦,他们就越会相信牺牲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如果有个贫穷的农民,把自己一头珍贵的牛献给了宙斯,就会开始对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则要怎么解释自己竟然蠢成这样?这个农民还会献出更多头牛,才不致承认以前所有的牛都白白浪费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为了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荣光而牺牲了一个孩子,或为了革命失去双腿,通常就足以让我成为激进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或革命主义者。因为,如果说意大利民族神话或革命主义宣传都是一派胡言,岂不是要我承认孩子都白死了,或我的瘫痪完全没有
意义?很少有人有勇气能承认这样的事实。

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类别:有些人活在悲剧之中,有些人上演着永不完结的宗教戏剧,有些人的日子过得像部动作片,也有不少人过着喜剧人生。但到头来,一切都是故事。

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类别:有些人活在悲剧之中,有些人上演着永不完结的宗教戏剧,有些人的日子过得像部动作片,也有不少人过着喜剧人生。但到头来,一切都是故事。

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比如神或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牺牲令人越痛苦,他们就越会相信牺牲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

“自我”也像国家、神和金钱一样,只是虚构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系统,会丢下我们大部分的体验,只精挑细选留下几样,再与我们看过的电影、读过的小说、听过的演讲、做过的白日梦全部混合在一起,编织出一个看似一致连贯的故事,告诉我们自己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哪里。
正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自己该爱谁该讨厌谁、该怎么对待自己。如果情节需要,这个故事甚至可能让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类别:有些人活在悲剧之中,有些人上演着永不完结的宗教戏剧,有些人的日子过得像部动作片,也有不少人过着喜剧人生。但到头来,一切都是故事。
+我们不应

不是只有政府会陷入这个陷阱,企业集团也常常把几百万美元丢进失败的子企业。至于个人,也常常依恋不幸福的婚姻、没前途的工作。我们的叙事自我宁可在未来继续痛苦,也不想承认过去的痛苦完全没有意义。

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比如神或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牺牲令人越痛苦,他们就越会相信牺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

我们对一个想象故事做岀的牺牲越多,就可能越坚持,只为了让我们的一切牺牲和痛苦有意义。
早在几千年前,神职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原则,许多宗教仪式和训诫都以此为基础。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比如神或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牺牲令人越痛苦,他们就越会相信牺牲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