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奧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一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一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一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一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2017年6月14日星期三



大自然自己不会说话，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也不会说话。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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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由于它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它有时影响着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并且一直左右着我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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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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