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只是中国历史之于战争的第一堂课而已,其比较正确的结论是,所谓正当战争是一个纯粹的否定,确认了这两百年时间里的每一场战争(不管能否避免能否阻止)终究都是不正当的;再下一堂课则是,进一步确认世界上并没有正当战争这种东西存在,最多只有不得已的、实在躲它不开如劫难如梦魇的可厌战争,从来不会有那种人可以欢迎它、美梦成真一样的战争。坚持这一否定,我以为是人最珍贵的历史认知,这不仅就是事实,而且保护我们不跌入各种陷阱,这一个一个陷阱都是人类历史不止一次证实的。我们晓得,任何肯定语句的、正当化了的战争(不仅是“义战”,还叫“圣战”),都是虚伪的暗黑的叫人去死的而且呈现出人类可能最残忍的模样。

春秋无义战,却也依稀仿佛存留着义战的想象。

所以,日后所谓的“义战”,其完整的句子其实是这样子的:“春秋无义战。”在终于明言说出这样一种想望中的正当战争那一刻,也同时否认了它。是的,一场一场战争重新想过,春秋这两百年,没有任一场是及格的,没有任一个纠正、惩罚的力量是足够干净的、能让人安心的,春秋的盟主以及所有努力想成为盟主的君主,同时也都是赛局中人,都携带着自身的利益、欲望和想象而来——这当然得等到稍后的战国,孟子他们那一代人,站在一个可以作总结的时间位置上才能看清。

仰靠一个绝对的力量来制止、审判、惩罚其他所有人,那么,又由谁来负责制止、审判、惩罚这个力量呢?

直接说,是筑城一事已从单纯的防御开始(必然地)质变,退可守的另一面当然是进可攻,此外,筑城可发生于原来的、长居的土地,当然也可进行于而且愈来愈多进行于抢来的土地,筑城遂成为确保赃获的标准作业,也是进一步扩张的预备动作及其不祥征兆。

依《左传》,春秋当时的现实状态是,跨国战争方兴未艾,战争还未真正展露它狞恶的面貌,仍保有较多击退、驱赶、屈服对手的本来样式,即便是灭国也仍倾向这样,灭国用征服加上吞并就可完成,灭国并不等于杀戮或灭绝。

我因此猜想,有关战争,春秋当时还不是某种终极时刻,人或许感到不安,但还没真被逼到必须二选一地做出判决,某些不公某些悲剧,狠起心一闭眼一咬牙还能放过去,人还可以多看、多想、多等一下。

战争召唤、孕生下一次战争,此一连锁反应一旦启动起来,就愈来愈多不容易打断,只因为国家会为下一战做准备,人心也为下一战做准备(比方累积仇恨和疯狂),从国家体制、作为到个人都调整成适合战争马上要战争的样子,以至于,我们很难再区分清楚,下一次战争究竟是一个必然,还是一种需要?

简单说,冲突的持续发生、积累会把一整个时代拖入一种不好的状态,那就是冲突逐渐成为一种常态、种惯性、一种基本反应。本来,事情的发生,人总是可以拥有多种处置选择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比直接冲突起来要合宜而且彼此有利,但在这样的冲突状态之中,直接开打成为理所当然的第一选择,甚至惟一选择,人丧失了可贵的多样可能,同时智商陡降。

生命无价,理想上,每个个体生命都得被尊重被保卫,但不该包括国君、总统以及各式不同称谓的国家领导人,这该视为他们职位的正常风险。

土地是关键,其一,是土地和人的比例定向的改变,人渐渐多起来了,这里,不仅是土地,尤其是宜于人居的好土地逐渐成为必须侵夺和防卫的稀有东西,更难处理的可能是人愈来愈难闪躲的相遇相处,不同想法和不同生活习惯云云的人;其二,是土地和人的关系也慢慢改变了,从采集游猎到畜牧再到农耕,人逐渐和他居住的土地黏牢在一起,难以替换难以说走就走难以从头开始。

这个逐渐聚合起来的长时间过程,跟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当然不会只通过粗暴单调的杀戮吞噬灭绝,喜欢只这样想的人有点笨有点无知可能还有点心理不大平衡带着创伤和莫名恨意(比方台湾过去通俗大谈中国历史的柏杨),实际上,有多种代价较小利得较大的更精巧或更自然而然方式,最显著来说,比方通婚、贸易交换都是“手段”,更经常性而且更有效率更进行得下去,今天人类学已给了我们丰富到无可驳斥的证据。

所谓正当战争是一个纯粹的否定,确认了这两百年时间里的每一场战争(不管能否避免能否阻止)终究都是不正当的;再下一堂课则是,进一步确认世界上并没有正当战争这种东西存在,最多只有不得已的、实在躲它不开如劫难如梦魇的可厌战争,从来不会有那种人可以欢迎它、美梦成真一样的战争。

民主制是有堪用界线的,界线的另一边是为专业,是事物的正确因果和道理。最困难的正是这一界线的辨识、坚持和节制,太多重要的判断是不能靠多数决的,民粹便是侵犯、涂销这一界线进入到无知和恶俗,这是我们每天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