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天生就有与外界的艰难环境进行搏斗的力量，而当艰难消减时，斗争也会停下来，这些力量便无处安置，反而成为生命的一种包袱。而为了抵挡无聊的痛苦，人们必须使这些力量运转起来。

这就像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就是求诸自身。”因为其他一切外在的幸福来源，从根本上说都是缺乏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它们转瞬即逝，偶发性强，经常难以掌控，所以稍微得意忘形，就可能消耗一空，这种情况是人生中避无可避的。

一个人不应该对另外的人或外界索取太多，毕竟每个人能给予别人的东西也很有限。说到底，每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关键要看他自己是否了解这一点。正如歌德在《诗与真》一书的第三章中提出的一条评论：无论什么事情，人们最终也只能求诸自身。英国小说家奥立弗·高尔斯密也曾在《旅行者》中说过：“无论身处何方，我们只能求诸自身来获得幸福。”

当愉快的心情来敲门的时候，请你敞开心扉，把它迎进来。它能来总是好的，但我们有的时候心怀顾虑，不敢让自己太快乐，就怕出现乐极生悲的结果。事实上，快乐本身会直接让我们受益，它不是银行里的支票，而是能够即时兑现幸福的现金。仅仅靠它，我们就能够立刻获得幸福，这是人类莫大的幸运。现在的我们，就只是生与死这两个永恒之间极小的存在，我们应该把持续并促进这种快乐作为寻求幸福的最高目标。

正如古罗马作家彼德尼斯所说：“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很容易给他带来好的名声。”反之，好的名声也能帮助一个人获得更多他想要的东西。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大致而言，个人对与人交往的热衷程度,与他的智力的平庸及思想的贫乏成正比。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么选择独处,要么选择庸俗,除此以外,再没有更多别的选择了。

因此,一旦对所谓的人有所了解,他就会选择避世隐居的生活;如果他具备深邃、远大的思想,他甚至会选择独处。因为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所以,一个人具备了卓越的精神思想就会造成他不喜与人交往。

能够让我们免于这种痛苦的手段,莫过于拥有丰富的内在一一即丰富的精神思想。因为人的精神思想财富越优越和显著,那么留给无聊的空间就越小。这些人头脑里面的思想活泼,奔涌不息,不断更新;它们玩味和摸索着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多种现象;还有把这些思想进行各种组合的冲动和能力—一所有这些,除了精神松弛下来的个别时候,都使卓越的头脑免受无聊的袭击。

这是因为痛苦与无聊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对立关
系。一重是外在的,属于客体;另一重则是内在的
属于主体。外在的一重对立关系其实也就是生活的艰辛和匮乏产生出了痛苦,而丰裕和安定就产生无聊。因此,我们看见低下的劳动阶层与匮乏—一亦即痛苦——一进行着永恒的斗争,而有钱的上流社会却旷日持久地与无聊进行一场堪称绝望的搏斗。

相比之下,愉快情绪越强烈,维持这情绪的健康状况越良好,自杀的诱因就必须越大。因此,导致自杀的原因大小不一,但构成两个极端的就是:与生俱来的忧郁不满的心理得到了病态的加剧:
天性是健康、愉快的,只是客观的原因所致。
健康与美貌有着部分的关联

每天至少在户外进行两个小时的身体快速运动;勤洗冷水浴,饮食有节。如果一个人每天不进行一定的身体活动,那他就无法保持健康。一切生命活动程序如果要保持运作正常的话,那么,生命活动程序所在的整体也好,作为这一整体里面的一部分也好,都需要得到运动。因此,亚里土多德说得很对:“生命在于运动,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

相比之下,高兴的心情直接就使我们获益。它才是幸福的现金,而其他别的都只是兑现幸福的支票。高兴的心情在人们感受高兴的此时此刻就直接给人以愉快。所以,对于我们的生存,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恩物,因为我们生存的真实性就体现在此时此刻—它无法割裂地连接无尽的过去和将来。由此可见,我们应把获得和促进愉快的心情放在各种追求的首位。确实,能够增进愉快心情的莫过于健康;但对于愉快心情贡献最小的则是充裕盈余的金钱财富。那些低下的劳作阶层,特别是在乡下生活的人们,常常露出高兴和满足的表情,而富贵人家却通常感到烦恼。因此,我们应该着重获得和保持身体健康——愉快的心情就是从健康的身体里长出的花朵。

这个人是否轻松愉快?如果他心情愉快,那么,他是年轻抑或年老,腰板挺直抑或腰弯背驼,家财万贯抑或一贫如洗这些对他而言,都是无关重要的:反正他就是幸福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翻开了一本旧书,赫然入目的是这样一句话:
“谁经常笑,谁就是幸福的;谁经常哭,谁就是痛苦不幸的。”

在上述这些主体的美好素质当中,最直接带给我们幸福的莫过于轻松、愉快的感官。因为这美好的素质所带来的好处是即时呈现的,一个愉快的人总有他高兴愉快的原因,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愉快的人。一个人的这种愉快气质能够取代一切别的内在素质,但任何其他好处都不可以替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