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导病人或家属去理解死亡或疾病。要是一个病人脑出血,救不了(送到医院来,神经外科医生与家人的第一次谈话,可能将永久决定他们对这场死亡的感觉,有可能是平和地接受(“也许他该走了”),也有可能是痛苦的遗憾(“那些医生根本不听我们说!他们都没努力去救他!”)。要是手术刀没有用武之地,外科医生唯一的工具,就是言语。
严重的脑损伤会带来超乎寻常的痛苦,而家人的痛苦往往要胜于病患,看不到完整意义的,不仅仅是医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