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先进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
不集中在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会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红色武装便没有充足的给养和坚忍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夹在两难之间的。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爱才如命;其二,挥金如土;其三,杀人如麻。

智慧与谬误,在历史中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点假设。历史的冷峻，有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多么惊心动魄,当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积满灰尘的故纸。

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已独特的理论领域,车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白已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苏区根据地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
中央送黄金,不也应该人人皆知人人敬佩吗?
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先进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不集中在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会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红色武装便没有充足的给养和忍顾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权,不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不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存关系便无法根本改变。
不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革命不但不能独立于敌人,也不能独立于友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见。周围人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溢于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这位以“钢铁”命名并且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世界政治进程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正因如此更可见毛东道路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