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乐队“杰弗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的主唱保罗·坎特纳（Paul Kantner）曾说过如下妙语：“如果你能记住任何关于60年代的事，那你一定从未在这个年代生活过。”坎特纳的话不无道理，要给这动乱的十年下定论确实不易。它是充满理想主义还是富于反叛精神？是混乱不清还是时髦新潮？是粗鄙不堪还是井然有序？坎特纳暗示道，迷幻剂是让我们无法理清头绪的障碍。然而，罪魁祸首或许是变革。60年代前有积极展望未来的50年代，后有争取自我满足的70年代。经过这十年的分水岭，万事皆变。

1960年，约翰·肯尼迪被推选为第35届美国总统。随着他赢得大选，乐观风潮席卷全国。他对治理美国社会弊病的呼吁充满力量，许多人因此期待美国会迎来更好的时代。他时髦而新潮的第一夫人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将她敏锐的眼光带进了白宫，这主要体现在她为修复总统宅邸做出的努力以及她的个人风格上。1962年，在代表美国出访印度时，她玫瑰色调的服装充满朝气，并且融合了印度的魅力，对之后的时尚及装潢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肯尼迪的昌盛王朝并不长久。他在1963年被刺杀，这一事件深深地、长久地伤害了美国人的心灵。艺术家罗伯特·劳森伯格和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用宛若刺耳警报的亮色将表达哀悼的灰色遮蔽，探索了暗杀事件后的大众心理。

另一位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也在创作中虑及社会环境，取得了不同的效果。高尚思想的丧失，如肯尼迪之死，并不是他所关注的主题。沃霍尔似乎沉迷于肯尼迪去世后的这个无人领导、无阶级地位、媒体持续添油加醋的社会中。在他的作品里，名人与罐头被赋予同等的不和谐色彩。二者都是新老媒体持续宣传的美国标志。它们无处不在，因此也失去了意义。但奇怪的是，这又使得它们重获重要的价值。

沃霍尔正努力混淆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的界限。在60年代还出现了花之子嬉皮士，他们本身就难以界定。媒体大多将嬉皮士服用毒品、举办性爱聚会等特点看作文明的覆灭，但嬉皮士却将这些视为摆脱旧规则而获得的新自由。因为嬉皮士的活动总少不了大麻和迷幻药，于是就产生了迷幻的色调、新的图画风格、扎染服装、融合了享乐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观点。

“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60年代后期英国文化趋势的总称，充斥着年轻人的新奇和现代、乐观主义和享乐主义。——译注）的风格千变万化，已超越了迷幻的扎染服装。英国的时装设计师，如超短裙的发明人玛丽·昆特（Mary Quant）令60年代迸发出青春的力量。这些服装是为身材纤细的年轻人而设计。他们的服装店极具戏剧性，充斥着摇滚风格，即使是三十多岁的人也会感觉自己已经老了。他们的服装属梦幻风格，在色彩上选用了忧郁、烟熏的色调，兼具新艺术主义、中东风格、装饰艺术、印度风情、滚石乐队与罗宾汉的特点。对于当代的设计师而言，这个时代的英国时尚界仍是他们的试金石。

然而，自由之风并不仅限于音乐、药物和时尚。民权与黑人权力运动同非洲走出殖民、迈向独立相结合，代表全世界有色人种发出了进步的呼喊。黑色突然成了美丽的色彩，在政治上、肤色上以及时尚设计领域均是如此。造型优美的黑色家具和服装开始流行。

在儿童启蒙教育节目《芝麻街》中，孩子们会看到布偶扮演的多名不同肤色的教师，包括绿色、蓝色和橙色，由“大鸟”领导。在经历了40个冬夏之后，《芝麻街》仍然将重要的学习内容传授给了140多个国家的千家万户。

另一种色彩的推动力量也在60年代诞生。劳伦斯·赫伯特（Lawrence Herbert）用他的潘通配色系统改变了整个印刷业。如果选定某种潘通的色彩进行印刷，印刷机就能随时用潘通墨水及配方创造出完全一致的色彩。潘通系统清晰便捷，因而大获成功。“潘通”（PANTONE）也成为各界创意人士的色彩用语。60年代充满了色彩，潘通色卡为每一种色彩都设定了数字编号和配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