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因此,无须使用暴力来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安静下来,强不制工人埋头干活,强制学生专心学问,强制病人遵守制度。边沁也感到惊讶的是,全景敞视机构会如此轻便:不再有铁栅,不再有铁镣,不再有大锁;只需要实行鲜明的隔离和妥善地安排门窗开口。旧式厚重的“治安所”( house of security)及其城堡式建筑,将会被具有简单、经济的几何造型的“明辨所”群取代。

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且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君主借以展示其过剩权力的典礼、礼节和标志都变得毫无用处。这里有一种确保不对称、不平衡和差异的机制。因此,由谁来行使权力就无所谓了。随便挑选出的任何人几乎都能操作这个机器而且总管不在的时候,他的亲属、朋友、客人甚至仆人都能顶替(Bentham,45)。同样,他怀有什么样的动机也是无所谓的,可以是出于轻浮者的好奇心,也可以是出于孩子的恶作剧,或是出于哲学家想参观这个人性展览馆的求知欲,或是出于以窥探和惩罚为乐趣的人的邪恶心理。匿名的和临时的观察者越多,被囚禁者越会被惊扰,也越渴望知道自己是否被观察。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

有鉴于此,边沁提出了一个原则: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所谓“可见的即被囚禁者应不断地目睹着窥视他的中心瞭望塔的高大轮廓。所谓“无法确知的”,即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为了造成监督者的在与不在都不可确知,使被囚禁者在囚室中甚至不能看到监督者的任何影子,按边沁的设想,不仅中心瞭望厅的窗户应装上软百叶窗,而且大厅内部应用隔板垂直交叉分割,在各区域穿行不是通过门,而是通过曲折的通道。这是因为任何一点音响,一束光线甚至半开的门的光影都会暴露监督者的存在。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

一般说来,一切实行对个人的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按照双重模式运作,即一方面是二元划分和打上标记(疯癫/心智健全;有害/无害;正常/反常);另一方面是强制安排,有区别的分配(他是谁,他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如何被描述,他应该如何被辨认,一种经常性监视应如何以个别方式来对待他,等等)。一方面,麻疯病人被当作瘟疫受害者,个人化规训战术被应用到被排斥者身上;另一方面,规训控制的普遍化导致给“麻疯病人”打上标志,并调动起双重的排斥机制来对付他。不断地划分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使所有的人都纳入这种划分,是把对付麻疯病人的非此即彼、打上标记、予以放逐的方法应用到完全不同的对象上。这使我们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有了一系列度量、监视和矫正非正常人的技术和制度,就使因恐惧瘟疫而产生的规训机制得以施展。直至今天布置在非正常人周围的、旨在给他打上印记和改造他的各种权力机制,都是由这两种形式构成的,都间接地来自这两种形式。

如果说,麻疯病人引起了驱逐风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
与死的了“大禁闭”的原型和一般形式,那么可以说,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方案。它不是要求将大批的人群一分为二,而是要求进行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组织监视与控制实现权力的强化与网络化。麻疯病人被卷入一种排斥的实践放逐一封闭的实践。他被遗弃在一片无须加以分解的混沌之中,等待毁灭。瘟疫患者则被卷入一种精细的分割战术中在这里,个人的区分是一种权力挤压的后果,这种权力自我扩展、自我衍生和连接。一方面是大禁闭,另一方面是规训一方面是麻疯病人及对他的隔离,另一方面是瘟疫及对它的分割。前者是被打上印记,后者是受到解析和分配。放逐麻疯病人和制止瘟疫所伴随的政治梦想并不是一样的。前者是一个纯洁的共同体,后者是一个被规训的社会。在行使统治人的权力、控制人际关系、清理有害的人员混杂方面的方式不同。

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达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所有这。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当肉体混杂在一起时,疾病就得以传播。当恐惧和死亡压倒了禁令时,罪恶就会滋长。秩序借助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以致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上。瘟疫是一种混合,规训是一种解析。规训施展自己的权力来对付瘟疫。

根据17世纪末颁布的一道命令,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
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首先,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将城市分成若干区,各区由一名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一名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该街事务;如果他离开该街,将被处死。在规定的一天,所有的人都必须待在家里,违者处死。里长本人从外面挨家挨户地锁门;他带走钥匙,交给区长;区长保管钥匙直到隔离期结束。每个家庭应备好口粮。但是沿街也设立了通向各所房子里的木制小通道,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收到分配的面包和酒,同时又不与发放食物者和其他居民发生联系。肉鱼和草药将用滑轮和篮子送进各家。如果人们必须离开住所那就要实行轮流的办法,避免相遇。只有区长、里长和卫兵可以在街上走动,另外还有在被传染的房子、尸体之间活动的“乌鸦”。后者是些人们不管其死活的人。这些“穷人搬运病人、埋葬死人、清除污物以及做许多其它的下贱工作”。这是一个被割裂的、静止冻结的空间。每个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动,就要冒生命危险,或者受到传染或者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