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任何一种作为个人信仰或价值体系的道德要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实践,成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需要时间,需要人们在实践中的自觉接受。在这个意义上,急功近利的道德建设本身就是与道德“建设”相悖的。

法律规则号称“价值中立”或“道德无涉”,其实根本不可能,它仅仅是放逐了道德的话语而已。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的行为总是固执于先前的“道德”规范,或者一个社会现有的道德过于强烈,以致不允许个体有任何越出社会现有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之外的行为和思考,社会就不可能生成与变化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新的行为方式,不可能形成新的道德规范,也就不可能促成社会的变化;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僵硬,从长远来看,没有希望。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上”的机会主义并不一定是坏的、可怕的,它也许是人的创造性的体现,是产生适应社会的新道德规范的一个生长点,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的行为总是固执于先前的“道德”规范,或者一个社会现有的道德过于强烈,以致不允许个体有任何越出社会现有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之外的行为和思考,社会就不可能生成与变化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新的行为方式,不可能形成新的道德规范,也就不可能促成社会的变化;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僵硬,从长远来看,没有希望。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上”的机会主义并不一定是坏的、可怕的,它也许是人的创造性的体现,是产生适应社会的新道德规范的一个生长点,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尼采曾说过,道德是弱者创造出来并用来约束强者的。

一方面,由于事实上存在亲疏关系,以及人的自然情感局限,“爱有差等”其实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人一般只是对自己熟悉的人或环境才有一种比较切身的责任感,不可能真正做到墨家主张的“兼爱”。……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转型,熟人社会曾经有效的非正式社会约束机制,例如声誉、疏远、流言蜚语、以牙还牙的报复等,也都不再可能像以往那样奏效。交往方的不特定,交易机遇和对象的众多,使得交易可以是、而且往往是一次性的……关系的萍水相逢化,不仅容易产生不道德的、败德的行为,而且更容易逃避各种社会制裁,包括社会舆论的和正式的制裁。

眼下,人们一致认为当今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水准下降。的确,贪污腐败随处可见,职业道德普遍缺失,违法犯罪急剧增加;即使在带着神圣光环的学术界,也存在着各种违背学术道德规范的现象。面对这种“无序”或“失范”现象,不少人怀念1950-1960年代,认为如今人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