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中国的法治都不应只是关注和满足中国的城市人口的司法需求。如果占了大约全部人口60%的中国农村人口不能获得有效的司法服务,就不可能真正建成中国的法治;而这一代中国法律人
和法学人都会因此留下一个缺憾,甚或是污点。

金桂兰法官的材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材料中共提及了金桂兰法官处理的5个案件,全都有比较浓郁的现代性因素。(1)6000元人民币借贷案,其中的原告在纠纷期间还离了婚,这透露了农村借贷关系的发展和家庭关系的变化;(2)居民楼上楼下因自来水跑水引发的纠纷,意味着农村房屋建筑的改变,带来民法上相邻关系的改变,引发了新型的相邻关系纠纷;(3)租用打稻机引发火灾,表明机械化在农村生活中的增加,由此引发了新型侵权赔偿案,而这还没有考虑打稻机是否有产品责任的问题;(4)某农村老大娘诉儿子、儿媳欠钱的案件,以及(5)公公与儿媳之间因种地方式产生的争议,都表明了,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农村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的转变,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正重新塑造着传统的家庭关系。所有这些变化也都在改变着中国农村社会的纠纷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