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构成了改革的第一阶段,即在对付道德离轨、家庭冲突、轻微的放荡等方面尽可能地少采用禁闭措施,但是不触动禁闭的原则完整地保留了禁闭的一个主要意义:拘留疯人。这时,疯癫实际上已经占有了禁闭体系,禁闭本身也丧失了其他功用。

我们看到,18世纪对于禁闭的政治批判是如何运作的。它不是沿着解放病人的方向,也不是让人们对精神错乱者投入更多的仁爱或医学关注。相反,它使疯癫比以前更紧密地与禁闭联在一起。这是一种双重联系:一方面是使疯成为禁闭权力的象征及其在禁闭世界中的荒诞而又使人无法摆脱的代表,另一方面是使疯癫成为各种禁闭措施的典型对象。于是,疯癫既是压迫的主体,又是压迫的对象,既是压迫的象征,又是压迫的目标,既是这种压迫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性的象征,又是证明这种压迫中的一切既合理又必要的辩护。通过一种似是而非的循环论证,象征着禁闭的极端非理性的疯癫却最终成为禁闭的唯一理由。

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总之,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困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因此,他们的贫困不仅不可能被消火而且应该受到赞颂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