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是先有好素质,再有好制度;还是先有好制度,再有好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好坏,都应该保障好制度,因为好制度恒久远,一个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天上掉下来一个好制度。所以只能先从素质入手,这样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
好的制度和好的民主有两种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尽管改良又慢又费时,国民素质又不高,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剧烈的变革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操作起来。

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剧烈变革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急需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大变革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
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变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