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驾既是声望，也是负累。曹家再有家底，也经不住这样一次次的消耗，这不是逼曹家贪污捞钱吗？或许曹寅原本是想清净富贵一生的，可是康熙这么“念顾旧情”，曹寅唯有粉身以报，竭力捞钱来补亏空，于是一个“污吏”“小人”的标签是贴身上再也揭不下来了。虽然终康熙一生君臣相得，但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四爷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子，曹家终于是活不过雍正这朝天子的。

发家史越发不堪了。卖了自己还要买儿子，舍了脸皮还要舍后代。说曹雪芹有反清复明思想，也不想想以他们家如此的“功勋”还回得去吗？曹雪芹即使对皇帝有所不满，也是不满于皇帝的天威难测、翻脸无情，懊悔于自己家伺候的还不够得力。我觉得深挖作者的来龙去脉完全没必要，鸡蛋好吃也没必要非得认识生下鸡蛋的母鸡，一切还是让作品本身说话吧。红学家们、曹学家们其实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用民族立场来说这妥妥的就是汉奸啊。打清兵一下子就被俘虏，打起明兵来则勇猛的很，居然可以积功成一个知府，这是害了多少明兵百姓的性命才能凑够的功劳？曹家的兴衰完全印证了“狡兔死走狗烹”的老话，而不是什么没有伺候好主子、惹主子不高兴了之类。曹家的钟鼎玉食是建立在汉人的民脂民膏上的，拿这个来炫耀和缅怀其实挺让人不舒服，也尤其招人恨。

这就是那些无限拔高曹雪芹的红学家们头疼和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他们忍受不了还有才智高绝到和曹雪芹比肩甚至还有超过的人，但他们又确实不喜欢后四十回的情节，于是他们就精分了。他们是最希望八十回就腰斩的人，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不必纠结了。

白茫茫消除了一切颜色、形状的区别，仿佛上升到了大同的世界，这种意象或意境的确很美，但是不是略显虚无了？贾府散了、林妹妹死了，贾宝玉一切憎恨的、爱慕的、守护的、鄙视的东西到最后都没什么差别了，仿佛做了一场梦似的。这就是文人们夸赞和自得的意趣？整本书就像看完一场沙画表演，一开始各种挖空心思的构造，但最后却一把抹净清零。人生如果都是如此虚无，那还需要什么后天的努力奋斗，一切的努力奋斗要像贾宝玉那样在投胎之前就要完成，然后好好享受一次看似真实、其实虚无的旅途，这就是人生的真相吗？

人家明明说了是收集到的资料，只是为了通顺而略有增删，但红学家们就是不信，硬是认为经了高鹗的手，后四十回就被玷污了似的。其实如果没有高鹗，后四十回也许就不会出世，这些红学家就要失业了好不好？这才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的典型心态。也许在他们眼里，断臂的维纳斯一定美于完全的维纳斯，因为断臂给了他们无穷的想象空间，而完全版的维纳斯美则美矣，但也没有了他们发挥嘴炮的余地，这才是他们诟病后四十回的原因。

因为是曹雪芹写的，就百种千样的好；因为是高鹗写的，就无论怎样都是不好的。在读书这件事上，很多人都有莫名其妙的“洁癖”，哪怕一百二十回都是曹雪芹写的，只要后四十回沾了高鹗的名字就浑身不舒服，仿佛有了灰似的。如果哪天考据出前八十回也不是曹雪芹写的，或者前八十回也有高鹗删改的手笔，那这些人岂不是都不要活了？这就像给你两杯可乐，你根据自己的好恶硬要说这杯是百事可乐，那杯是可口可乐，还举出一百个信誓旦旦的论据，但真实情况可能都是某一种可乐也未可知。所谓的红学和曹学是不是就和这判断可乐品牌的一百种方法一样是一种伪学？也许纯粹就是文人的无聊聒噪而已。

其实一点都没有可比性。《白痴》中的米歇金是行善而不自知，他拯救的是世人，但真正得到拯救的是他自己。贾宝玉是作恶而不自知，他爱姐姐妹妹们，可是他的爱廉价而没有力量，最可恶的是还泛滥，所以最后非但没有解救到姐姐妹妹，反而使她们被碾落红尘。贾宝玉的一生是用来警醒读者的一个恶的标本，他最后被僧道二人带离红尘，并不是贾宝玉自己有什么大彻大悟，而是要把这个惹祸精带走，以免戕害更多的姐妹。把他跟米歇金相比，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老天疼憨人，我们叫一个人傻孩子，那其实是极为亲切、极为疼爱的。在做人上我们也把“难得糊涂”当成一种自律，尽量不以精明示人。有个著名的和尚就一贯的疯疯癫癫，他的疯癫故事被演义成神话传奇，成了厚厚的一本《济公传》。但上面所有这些和贾宝玉有毛关系？贾宝玉从头到尾就是真傻，而并非大智若愚，他这个“神瑛侍者”下凡的时候一定是光顾着保护那张脸了，所以就让后脑着的地，结果连脑浆子都摔没了。

听得入耳的就是好的，听得不入耳的就是不好的。所有的褒贬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所以无所谓对错，因为对错本身也是可以被随意解释的，执着于对错是非好坏就已经入了邪道、犯了嗔戒。

贾府由荣到枯，宝玉由迷到悟，读者由喜到悲，作者由兴到疲。万事万物都要经历一个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的运动，世界才会精彩。极端会造成落差，落差会产生势能，势能会转化动能，动能会带来碰撞，这个世界因此喧闹不休。

所谓礼数，其实正是阶级统治和阶层固化的需要。如果大家平等，那么只要做到基本的礼貌就可以了，而不必遵循一大堆繁琐的礼数来彰显上下尊卑，人们的社交成本就会大幅下降，社会运转就会加快。礼数越多，社会就越凝滞，就比如越是乡下偏僻的地方就越是讲究一些莫名其妙的繁文缛节。

虽然曹雪芹如此博学多才，但假如他一生顺遂，衣食无忧，并且没有家道中落，半生潦倒，那他还能写出千古经典《红楼梦》来么？做任何事都有两个东西不能少，一个是动机，另一个是动力。我们说苦难能造就人，其实是因为苦难会不经意地赋予人这两个东西。如果是富贵闲人曹雪芹，那么即使他才高八斗，也会因为缺少这两个东西而湮没无名。但是苦难和变故使得他想要提起笔来写一写自己的自传，顺便缅怀一下曾经的富贵生活。在他的笔下，贵族的荣光和奢华占了绝大部分篇幅，虽然也有大厦将倾和芳华转瞬即逝，但他把这些归为命运的捉弄和因果的前定，并没有看到更为实质的东西，这既是作者的局限性，也是作品的局限性，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首先，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人口杂居、乡音难改，因此一群人里光用口音就可以分辨出个七七八八来。其次，不同阶层也有不同的说话腔调和方式，比如大官、小官和民众说话都能一听便知。第三，不同职业有不同行话，三教九流的江湖切口、黑话不计其数。所以中国人都习惯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每个圈子都有独特的话语系统，融入一个圈子最快的方法就是学会那个话语系统。同时，你用哪个话语系统也决定了你是哪个圈子里的人。在中国，学会说话很重要，说话听音、锣鼓听声也很重要。甚至有一门专门的曲艺形式就叫做相声，因此文学会受此影响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文化的延续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断崖似的断层现象，在达到巅峰的时候突然一个跳水般的下落，给后人留下诸多猜测和不解。如果是软着陆或许还能剩一口气续命，如果是硬着陆可能直接就玩完了。古希腊就是如此，经历了辉煌之后突然就灭绝了，然后是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勉强续上了传承。中华文化也经历几次的休克，但伤而不死，一直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