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地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巴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杲子,便是捣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