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的鸦片战争虽败了,大败了,时人却绝无丝毫的觉
悟。他们不认输。他们以为致败之理由,不在中国军备之不及外国
人,是在奸臣误国,使林则徐不得行其志。好像两个球队比赛,甲队
的领队临时不许其健将某人出场,以后败了,其咎当然在领队,不在球队。在道光年间,中西文化如要比赛的话,无疑的,中国队员的队长自然是林则徐。则林则徐未得出场,中国人当然有以自慰。因为有
个古波折,中国人又酣睡了20年。

子来对付林则徐。不幸林则徐是“中国官场的怪物”,那就是说,他居然办事认真,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他下令要烟商完全把鸦片交出来。烟商不听令,他就撒退十三行的仆役,断绝接济,派兵封同十三行。这个办法不是林则徐独创的,广东几百年来“驭夷”的方法就是这样。他为什么不派兵船到海上去拿烟船呢?因为他知道中国兵船的力量不够。他为什么不分好坏把外商都封锁起来呢?一则因为好坏难分,二则因为300多个外商之中,只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做过鸦片买卖。他为什么把英国商业监督义律( Charles Elliot)也封锁起来呢?因为中国与英国没有邦交,不承认有所谓商业监督存在。林则徐全用传统的方法,因为他不知道有别的方法。他是中国纯粹旧文化的产物。他的特别是他忠实地要行孔孟程朱之学，不只口讲而已。

义律知道了没有法子可以对付这个“横蛮的钦差”,于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令英商把所有鸦片交给他,由他发收据。英商喜出望外,因为他们可以向政府追索财产或赔偿。这一举是林则徐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有此一举,他得了2万多箱鸦片烟,简直一网打尽。他的报告到了北京时,道光批谕说:“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同时,因为义律玩了这套把戏,他交出的鸦片已不是英商的私产,是英国政府的公产。因此,这问题更加严重。鸦片收了毁了,朝廷升林则徐为两江总督了,普通官吏大可就此

在嘉庆年间,他们始发现鸦片推销很容易,但是,这种买卖的大发展尚在道光年间。在道光元年(1821),鸦片进口尚不满600每箱100斤;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已过了3万箱;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到广州去禁烟的那一年—过4万箱。中国在道光六年(1826)初次有入超,从此白银起始出口:西方商人的困难也从此解决了。倘若英国的工业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国的工业在18世纪就能大量地输入中国,那么英国商人无须鸦片来均衡他们与中国的买卖。那么,中英可以不致有鸦片战争,只有通商战争。那么,中华民族可以不受鸦片之毒至如此之深,但中国农民家庭附属手工业的崩溃又要提早百年。换言之,无论如何,中国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中国的现代化也提早百年。

第四,在19世纪以前,欧洲人到海外去传教者全是天主教徒。在19世纪初年,耶稣教徒也发现他们有“传布福音给全世界的神圣使命”。在广州的传教士,对于中国各种禁令的愤慨尚在商人之上。

这是他的私人信件,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不要别人知道他的本来面目。难怪他后来虽然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时,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他们感觉到已得的权利不够,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流域,要到华北,其次他们要派公使进驻北京。此外,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

仇外心理的表现之一就是杀外国人。他们到郊外去玩的时候,乡民出其不意就把他们杀了。耆英知道这种仇杀一定要引起大祸,所以竭力防御,绝不宽容。他严厉地执行国法,杀人者处死。这样一来士大夫骂他是洋奴。他们说:官民应该一致对外,哪里可以压迫国民以“顺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广东的地位一天困难一天。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为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廷中的代表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地方的代表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派代表来华,要求与中国订约。
“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人、法国人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国人、法国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国人、法国人就可以假冒英国人来做买卖,反正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做下去,美国人、法国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国人、法国人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国人、法国人来对付英国人。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人独占,让美国人、法国人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作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早已声明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人、法国人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当时中国人无知,一部分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水准。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些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却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去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现在把收税标准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收税标准平均到5%,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的海关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是成功的。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贻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的,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呢?
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中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是不容易的。第二,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人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只好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马戈尔尼访华的预备很费苦心。马戛尔尼乘坐头等兵船,并带了卫队。送给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产品。其用意不外乎要中国人知道英国是个富强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一条件是必须表示中英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
第一,英国愿意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意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国皇室必将以最优等的礼仪款待;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
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收税标准;
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藏货物的地方,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就乾隆而言,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特使。但是,乾隆把马戛尔尼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很不高兴,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中国官吏不愿过间,那就意味着自动放弃境内的法权。例如,乾隆十九年(1754),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地方官最初竟然是劝他们自己调解。后来因英国坚决要求,地方官才开始处理这件事。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地方官便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命,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件麻烦,中国人要求外国人交出凶手抵命,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外国人遵守官府处决的占多数,以后就拒绝交出凶手,拒绝接收中国地方官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道光是个极尚节俭的皇帝。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大修军备,但是道光曾未一次许他拨用库款,林的军费大概来自行商及盐商的捐款。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初七,英军占了定海,于是道光脚慌手
忙地饬令沿海七省整顿海防。北自奉天,南至广东,各省调兵、募勇、修炮台、请军费的奏折陆续到了北京,道光仍是不愿疆吏扣留库款以作军费。当时兵部尚书祁寯藻和刑部右侍郎黄爵滋正在福建查办事件,他们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及福建巡抚吴文镕会衔,建议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应添造大船60只,每只配大小炮位三四十门。“通计船炮工费约需银数百万两”。他们说:“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弭患之方,讵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增糜费。”道光不以为然。他以为海防全在平日认真操练,认真修理,“正不在纷纷添造也”。此是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中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