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所需要的并不只是信息。在这个“事实的时代”，信息往往主宰了他们的注意力，并完全超出了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技能、尽管他们获得这技能的努力往往耗尽了本来就有限的道德能量。
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遭遇到什么。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现如今，“人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当代社会本身桀骜难驯的力量以及其令人异化的生产方式、严丝合缝的政治支配技术、国际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简言之，即当代社会对人的所谓“本性”、对人的生活的境况与目标所进行的普遍渗透的改造。

假如他们浑然不知自己珍视什么价值,但依然非常清楚威胁本身的存在呢?那就会体验到不安,体验到焦虑。

我们的时代弥漫着不安和漠然,但这种不安和漠然又还不能得到清楚阐明,并接受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体察。它们往往只限于模糊的不安造成的苦恼,而不是从价值和威胁的角度得到明确界定的困扰。它们往往只是沮丧的情绪,让人觉得一切都有些不对劲,却不能上升为明确的论题。人们既说不清面临威胁的价值是什也道不明究竟是什么在威胁着他们。

我们不能基于所谓“人性”或“社会学原则”,或是在宏大理论的授权下,先验地确定在某个社会里何者居于支配地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一种社会的“纯粹类型”,拥有一套纪律完善的社会结构,其中受支配的人们出于形形色色的理由,无法放弃他们预定的角色,却并不共享支配者的任何价值,因此根本不相信秩序的合法性。这就像一艘配备着苦力船工的轮船,桨橹的划动纪律分明,将桨手化减为机器上的齿轮,只在罕见情况下需要执鞭的船主挥舞暴力。苦力船工甚至不需要意识到船往哪个方向去,尽管船头稍一偏转都会让船主暴怒4不已,他是这船上唯一一个能够看到前方的人。不过或许我已经开始在描述而不是想象了。

已经有各式各样的思想家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这些观念:莫斯卡(Mosca)的“政治程式”(political formula)或“宏大迷信”( great superstitions),洛克的“主权原则”,索雷尔(Sorel)的“统治神话”(ruling myth),杜鲁门·阿诺德(Thruman Arnold)的“民俗”(folklore),韦伯的“合法化”,涂尔干的“集体表征”,马克思的“支配观念”,卢梭的“公意”,拉斯韦尔( Lasswell)的“权威符号”(symbols of authority),曼海姆的“意识形态”,赫伯特·斯宾塞的“公共情感”( public sentiments)。以上种种,诸如此类,都证明主导符号在社会分析中占有核心位置。

以下四段话,就是对帕森斯这部著作的转译: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我们称为“社会系统”的某种东西,个体在其中参照彼此而行事。这些行动往往相当有序,因为系统中的个体共享价值标准,共享有关得体而实用的行事方式的标准。这些标准中有些我们可以称之为规范,那些遵循规范行事的人在类似的场合下往往也会有类似的行为。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往往非常持久的“社会规律性”。对于这类持久稳定的规律性,我称之为“结构性的”规律。不妨认为,在社会系统中,所有这些规律性会达成一种蔚为壮观、错综复杂的平衡。这只是个比方,不过我现在打算忘掉这一点,因为我想让你们把我的“社会均衡”(The social equilibrium)概念当成是确凿的实在
要维持社会均衡,主要有两种方式,如果其中一种或两者都失效,就会导致失衡。第一种方式是“社会化”,指的是把一个新生个体塑造成社会人的所有方式这种对于人的社会塑造部分在于让人获得动机,以采取他人所要求或期望的社会行动。第二种方式是“社会控制”,指的是让人循规蹈矩,以及他们使自己循规蹈矩的各种方式。当然,所谓“规矩”,我指的是社会系统通常期望和赞成的任何行动维持社会均衡的第一个问题,乃在于使人们主动想要做他们被要求和期望做的事情。一旦失败,第二个问题就在于采取其他方式让他们循规蹈矩。对于这些社会控制,最好的分类和定义是由马克斯·韦伯给出的,我没有什么补充。自他以后,像他说得那么好的论家倒也还能数出几位
不过有一点的确让我有些困惑:鉴于这种社会均衡,以及装备它的种种社会化和控制,又怎么会有人不循规蹈矩呢?从我有关社会系统的“系统性、一般性的理论”角度,我不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还有一点也不像我希望的那样清楚我该怎么解释社会变迁,或者说解释历史呢?对于这两33个问题,我的建议是,只要遇到相关问题,就去做经验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