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立、司法审查、联邦制、媒体监督、非政府组织监督、投票……这些制衡机制，我们早已通过书本耳熟能详，但是从小接受的教育却是把这些词汇揉成一团，扔到“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箩筐里不予正视。“西方的民主全都是骗人的东西”，是我们时不时能听到的论断——对于那些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极尽嘲讽之能事，确实是中国社会的奇异景观之一。不了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了解，并为这种拒绝而洋洋得意。中国早就改革开放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可以全球到处留学、旅行和出差，但不幸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克服精神上的闭关自守。“精神上开放”并不是说要去无条件地顶礼膜拜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而是指放下以前所积累的成见，保持一点虚心，一点好奇心，暂且搁置政治上的判断，真正出于知识的兴趣，去从细节上、从实际事务上去观察、去比较不同社会的运转方式。只有当一个人观察那些书本里的词汇如何在现实政治中展开时，才能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是一种脚踏空地的公共生活方式。

不了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了解,并为这种拒绝而洋洋得意。

“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两党的政见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

……印证了托克维尔人类将走向“向下平等”的判断。而这个惨烈的画面之所以没有在美国出现,就在于托克维尔忽略了一个小小的因素:自由。政治自由、市场自由鼓励多元,鼓励竞争,鼓励参差不齐,鼓励精英主义,从而消解一个固定的“多数群体”，江它打散成一个个随时变换组合的利益群体。

很多后发民主化国家之所以民主化进程受挫,一个原因就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不均衡发展。人人都觉得国家欠自己的,却鲜有人各司其职地按规则办事。民众往往在大多数时候的“政治冷漠”和偶尔的“破坏性参与”之间摇摆,或者说,在“子民”角色和“刁民”角色之间摇摆,却少有日积月累的、点滴改良、沟通协调式的“公民式参与”。当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大超越责任意识,就到达了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超载”状态，政治动荡也就几乎不可避免。

很多后发民主化国家之所以民主化进程受挫,一个原因就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不均衡发展。人人都觉得国家欠自己的,却鲜有人各司其职地按规则办事。民众往往在大多数时候的“政治冷漠”和偶尔的“破坏性参与”之间摇摆,或者说,在“子民”角色和“刁民”角色之间摇摆,却少有日积月累的、点滴改良、沟通协调式的“公民式参与”。当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大超越责任意识,就到达了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超载”状态，政治动荡也就几乎不可避免。

很多后发民主化国家之所以民主化进程受挫,一个原因就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不均衡发展。人人都觉得国家欠自己的,却鲜有人各司其职地按规则办事。民众往往在大多数时候的“政治冷漠”和偶尔的“破坏性参与”之间摇摆,或者说,在“子民”角色和“刁民”角色之间摇摆,却少有日积月累的、点滴改良、沟通协调式的“公民式参与”。当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大超越责任意识,就到达了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超载”状态，政治动荡也就几乎不可避免。

一个真正牢固的民主制度,需要的不仅仅是“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要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是“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你要坚决捍卫我的权益;当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要坚决捍卫你的权益”的责任共同体意识。

一个真正牢固的民主制度,需要的不仅仅是“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要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是“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你要坚决捍卫我的权益;当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要坚决捍卫你的权益”的责任共同体意识。

若是让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亚里士多德来看,公民的参政责任甚至不仅仅是为了完善政治或者社会,而是为了完善个人自身——公共生活中对善、对真、对理性的追求,是个体自省和提升的必经之路。

若是让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亚里士多德来看,公民的参政责任甚至不仅仅是为了完善政治或者社会,而是为了完善个人自身——公共生活中对善、对真、对理性的追求,是个体自省和提升的必经之路。

若是让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亚里士多德来看,公民的参政责任甚至不仅仅是为了完善政治或者社会,而是为了完善个人自身——公共生活中对善、对真、对理性的追求,是个体自省和提升的必经之路。

什么样的民众造就什么样的政府 什么样的文化维系什么样的制度，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所谓实现“美国梦”不仅仅是住上“洋房花园”，而是指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正反馈机制中实现个人尊严。

所谓实现“美国梦”不仅仅是住上“洋房花园”，而是指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正反馈机制中实现个人尊严。